高汝熹 吴晓隽 车春鹏 著

　　格致出版社 2008年9月出版

　　⊙唐多令

　　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看来，文明的更迭与城邦的兴衰息息相关，所谓历史亦不过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故事。到了后工业时代，城市的聚集效应开始出现，众多城市群落组成的都市圈应运而生，成为经济上不可忽视的地理势力。

　　从这个意义来说，考察中国三十年的都市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渐次演进历程，颇具有现实与历史的双重意义，正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交大就对中国发育中的18个都市圈展开综合竞争力的全面评估和跟踪研究，定期发布相关研究报告。从连续三年的排名来看，仍旧是长三角都市圈第一，珠三角都市圈第二，京津冀都市圈第三，前八位都市圈表现非常稳定，东部都市圈优势明显。

　　中国都市圈排名浮浮沉沉，热闹背后则隐约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由于成本上升、战略扩张等因素，近些年来企业由南而北的扩长趋势日渐升温；同时，过去“特区”在国内往往意味诸多方面的“特别对待”，比如早先深圳、汕头特区引领改革风气之先，可谓占得天时地利，如今这份昔日的荣光已经随着历史的变化而黯淡下去。具体到个别都市圈的排名变化可以见一斑：青岛圈、武汉圈地位明显上升，汕头圈的相对竞争力排名则显著后退。

　　按照惯例，都市圈往往以某一核心城市为中心分布，比如国际上三大都市圈，也就是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和巴黎都市圈都是以中心城市来划分，但是鉴于国内的中心城市竞争力与吸引力仍旧难以与国际同侪抗争，所以，但凡谈起都市圈，大部分国人都会从地域来区分。说起国内三大都市圈，总是说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而不说上海都市圈，广州都市圈，首都都市圈，而政治看京津冀，经济看长三角、珠三角，也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惯性。

　　三十年来，这三大都市圈基本代表了中国经济起飞的不同路径。时过境迁，高汝熹教授断言，如今三大都市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都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困境。长三角以自晚清和民国年间就已奠定的工业重镇与高素质人口为基础，民营外资齐头并进的格局一直被广泛看好，如今却面临中心城市上海“强心”不够，同时强势政府也使得企业家精神受挫，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严重；珠三角经济起源外向型的先发优势，但是如今一方面人力、土地资源出现瓶颈，一方面外资迁移也令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京津冀颇得政策与后发优势，但是北京的强势也使得区域内其他城市经济落差进一步加大。

　　发展中的中国不乏各种神话，尽管在未来中国都市圈还将面临更多产业考验，但是目前还是有好消息传出。交大的研究认为，若以11％的增长速度计算，长三角都市圈GDP到2020年将达到15.92万亿元，而如果若以每年2％的发展速度预测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的增长，并保守预计2007到2012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6：1，2012年以后汇率为1美元兑5元人民币，那么长三角都市圈经济总量2013年左右将超过纽约都市圈，到2018年左右赶上东京都市圈，在总量上将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都市圈。

　　乍一听，这个预测对于长三角都市圈的民众来说，委实令人振奋，但是事实上一个问题往往存在多种标准。如果从福利角度来看，则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珠三角都明显高于另外两个都市圈，换句话说，珠三角都市圈城乡民众生活的富足程度是三大都市圈中最高的，珠三角当地民众也许最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带来的诸多便利。此时，我们不得不反问一个原始终极问题：都市圈强大目的何在？经济增长为何？

　　几千年来，不断有成熟城市在顶峰倾颓，也不断有新兴城市瞬间崛起，一切成败分野或许缘自最初的定位。说到底，所有都市圈都应该以提高人民福祉为根本目的，这远比争夺世界第一有意义，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本该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