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最近，北京三里河某机构的地下室都挤满了人，仿佛又回到了计划经济占绝对主导的“三里河时代”。如此拉动内需，是科学发展观的决策吗？拉动内需，顾名思义，就是让更多的人在本土消费更多，以替代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保增长就要驱动另外两驾马车——拉动投资、拉动消费，或者双管齐下。在这里要分清楚，拉动投资未必等于拉动消费，虽然多数投资都会间接带动消费，但也有些投资是替代消费的。这就要把直接拉动消费的政策选择做一个说明了。

　　直接拉动消费的政策有三件宝，首先是补贴，直接补贴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的消费者。因为，家庭的消费率随收入增长而呈比例下降，经济学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消费率越高，直接补贴低收入家庭自然就提高了全社会的消费函数。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最能拉动消费的补贴政策是补贴房子，因为现代金融业喜欢的富人不是富裕的富人，而是“负债之人”，从而把贷款买房子变成了大众消费时代的三大特征之一，这就引出了拉动消费政策的第二件宝——减税。

　　减税刺激消费的具体措施很多，以贷款买房为例，美国的做法是住宅按揭贷款所付的利息可以全额抵税，也就是工薪收入减去按揭贷款利息之后再交纳所得税。美国对高薪阶层征收的所得税最高时达39%，现在也还要33%，可想而知，贷款买房所付利息至少有33-39%是应付税款，那么在现金买房和贷款买房之间选择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选择后者，久而久之，贷款买房就成了时尚消费。在中国，当年上海为刺激房市曾有三招：免费、退税、送“户口”。这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因为退税等于减税，免费等于补贴，送“户口”让你举家进城，在当地的消费肯定增加。外地人进上海，当年总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有了户口就心安理得，安居乐业，当了新上海人。上海的经济繁荣不就是因为新上海人越来越多吗？上海的房价上涨不也是因为“两外（外国人和外地人）”人口的流入吗？其实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两外”人口较多流入的地区几乎必然是经济繁荣的地区。

　　最直接拉动消费的政策莫过于送“红包”。不久前，广东省的东莞市政府大送红包，台湾地区政府也跟着学，最早的还是美国，直接退税送支票。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送钱消费当然是最直接的，特别是政府发放消费代金券，规定时间、规定范围、过期作废，所以是最直接的强制消费。广义的“红包”政策还包括定向的消费补贴，比如在不久前对农村推出的化肥补贴、家电补贴、课本补贴等等。不久前有幸和力帆集团的尹明善先生交流，谈到农村的定向消费补贴政策，为什么不可以对农村定向补贴买摩托车呢？还有手机、电话、手表等等。通过定向消费补贴把一些亏损或微利的行业市场导向农村，既解决了城镇的就业，又拉动了农村的消费，将来再逐步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农村。城里人升级开汽车乘地铁炒股票，村里人升级开摩托戴手表打手机，这就把城里的过剩产能消化在村里的消费升级之中了。

　　总而言之，拉动内需不能混同于拉动投资，直接拉动消费的政策有很多，所以不必舍近求远，由国家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突击申报投资项目。老友汪丁丁（博客）用三言两语解读了GDP的腐败比率=不受监督的权利，估算出“4万亿”投资可能产生出的腐败大案数，引人深思。间接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中会有权利寻租，也就必然提高监督成本，而且突击申报的投资项目戴上“4万亿”的标签之后，或者是腐败率上升，或者是成功率下降，结果都可能重蹈当年“三里河项目”的覆辙。

　　经济下滑的趋势已定，就业压力如燃眉之急，拉动内需的政策此时应偏向于直接的拉动消费，化繁为简，舍远求近，所以应聚焦政策“三宝”：补贴、减税、送红包。对城里人，要刺激股市房市；对村里人，要强制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