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1月21日保罗·克鲁格曼专栏

　　跛腿经济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每个人都在谈论“新新政”。2008年的美国如同1932年一样：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共和党政治统治的长时期画上了终止符。在选民心目中，这些商业和金融危机不仅败坏了大佬党（即共和党）自由市场的信条，也削弱了大佬党对其执政能力的断言。

　　在奥巴马宣誓就职之前的这两个月时间里，错误还能走多远？很不幸，答案是：很远。看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至今两个多月来经济状况有多么糟糕就知道了。而继续恶化的步伐看起来仍在加速。

　　然而，经济政策不是去应对威胁，而似乎是度假去了。特别是，恐慌重新回到信贷市场，却没有新的救援计划出台。相反，财政部长鲍尔森甚至宣布：他将不会到国会要回国会已经批准的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的另一半。对处于困境中的汽车工业的金融援助由于政治的离岸（standoff）也处于停滞状态。

　　至少，接下来的两个月将会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带来巨大痛苦：他们将失去工作、失去家园或两者都失去。然而，真正麻烦的是，现在造成的某些破坏将有可能不可逆转。我尤其担心两个“D”：通货紧缩（deflation）和底特律（Detroit）。

　　关于通货紧缩：日本在1990年代“失去的十年”给经济学家们这样一个教训：一旦通货膨胀的预期变得很低（这跟人们是否真的认为价格会下跌是两码事），让经济继续前行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着明显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每个月毫无复苏迹象的现状提高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长达数年的日本式泥潭。

　　关于底特律：现在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在缺乏及时的联邦救援情况下，三大汽车制造商将被迫关闭工厂、解雇所有工人。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再想扭转将非常困难。（张金翠 编译）

　　《经济学家》11月20日文章

　　银行援救，进易出难

　　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极其可怕的错误，但政府将发现退出银行要比它插手银行困难得多。截至今年年底，在大多数发达经济的金融产业中，政府将是最大的股东。这与20年来政府一贯的作风背道而驰。从意大利到日本，有一大批的证据表明国家控制的银行受到压力，要求银行把直接贷款对准受到优待的选民以及保持不具竞争力的公司活着。政府应该开始想想如何避免重复这些错误。

　　然而，避免错误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政府有更多的紧迫的担忧，政府正在为了将经济从流动性困境中解救出来而苦苦斗争。从理论来讲，当银行发生困难时，可以从健康的产业和个人储蓄汇集资金，但现在的情况是整体的萧条。

　　所幸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打算大规模地实行金援政策。没有银行被完全国有化，大多数保持独立的管理，大多数国家投资是以无投票权的形式进入的。这些都给了公司以私人资金替换国有资本的动力。大多数政府期待在两到三年内卖掉手中的股份，并且从中获利。

　　如果政府在银行中的占有地位如此清晰明确，为什么还要担心政策性借贷所引发的危险呢？单看他们现在的计划似乎是很站得住脚的，但整体来看，这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手握5千亿甚至更多股票，相当于银行市值的四分之一，政府简直不能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卸去他们的股份，特别是银行利润持续保持低迷的情况下。

　　这意味着政府将比他们预期长得多的时间担任银行股东。这升高了政府插手银行日常管理的风险。同时，政治压力下所出现的交易将会增加。当从政府那里得到利益的银行建议裁员或允许无偿还能力的公司破产时，选民也会非常生气。（贺艳燕 编译）

　　《国际先驱论坛报》11月 20日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文章

　　拉美热情拥抱中国多边外交

　　华盛顿G20峰会，正式标志着中国作为世界一个重要经济力量的崛起。而接下来胡锦涛主席对拉美的访问，则是展现中国影响力的另一个里程碑。

　　虽说，胡锦涛此次拉美之行主要是为了参加APEC一年一度的领导人峰会，但这也展现了中国与拉美越来越亲密的关系。自从胡锦涛2004年首度访问以来，中国与拉美在投资和贸易等领域关系发展非常迅速。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8倍，从2000年的1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1026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贸易增长已达47.2%，估计2008年双方贸易额将达到创纪录的1500亿美元。在2007年，中国在拉美总投资已达189亿美元，15个拉美国家还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甚至秘鲁和智利还同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目前，中国与许多拉美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创造了一系列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战略对话伙伴”关系，在“南－南合作”问题上抱有大致相同的观点。

　　不过，中国与拉美的亲密关系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非议，诸如向拉美倾销商品的指责就一度非常流行。但也许是由于不愿意长期沦为美国“后院”（backyard）的缘故，拉美热情地拥抱了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使得反对中国的情绪并没有在这个地区蔓延开来。

　　这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使得中国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角色，也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具有全球性。（张金翠 编译）

　　《日本经济新闻》11月20日社论

　　APEC是展示日本的良机

　　对日本而言，APEC这个大舞台是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存在的绝好机会。麻生太郎首相应该广泛吸纳各方意见，主导APEC的讨论。

　　第一，世界各地分别提高了稳定性，才谈得上世界经济整体的稳定。APEC以共同的地域为基础，经济规模约占世界整体的六成，无疑尤其重要。作为APEC中心的东亚，金融市场尚不稳定，应该在APEC上深化讨论。

　　第二，讨论的焦点不应该仅仅是金融稳定，在金融动荡的今天尤其需要讨论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政策。应当强化自由贸易体制，世界各国互相开放市场，提供新的需求和商业机会。世贸组织（WTO）的多边通商交涉陷入停滞，这极易引起保护主义的抬头。我们期待APEC的首脑团结起来表达促进通商交涉的强烈意志。

　　第三，APEC区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的挖掘亦有讨论的必要。区域内部的年贸易额达到11兆美元，约占世界整体的一半。为了防止世界经济继续恶化，APEC区域内部必须提高自由化和经济合作的步伐。（梁宝卫 编译）

　　《金融时报》11月19日评论

　　富国试图买光穷国资源

　　非洲海岸国家除了面临海盗威胁外，也面临穷富国交易的不平等问题。马达加斯加政府与韩国大宇物流公司的交易看上去就充满了掠夺性。在全球范围内，这仅仅是更为广泛类似交易的最新一例。以食品和能源安全为名，富国正在试图买光穷国的自然资源。尽管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对于拥有众多未开发资源的穷国来说，应该是受欢迎的，但以现在这种交易规模发展下去，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这不是一场双赢的交易，马达加斯加政府可能不再正式地拥有土地，但是小规模的数代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将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并且，涉及交易的很多土地是森林，这一潜在的有价值的资源在对抗气候改变方面将被永久地摧毁。

　　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应是在交易中，进口方与出口方的互利，而不是本着新殖民主义的初衷及目的。帮助当地的农民提高生产力，通过向发展银行贷款来在世界市场上交易其产品应该一同实施。但是如果旧的殖民方式复活，因为粮食短缺，所有的这些畅想都将付诸东流。这一天不应该到来。（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