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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轮产能过剩之中，银行业所扮演的角色值得让人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过多的信贷投放部分地推动了各地的重复建设与盲目上马项目。而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更需注意的是，银行业能否避免吞下产能过剩导致的苦果。
近期，为了刺激内需，国务院出台十项措施，决定在2010年底投资四万亿元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各地动辄几千亿，上万亿的投资“豪言”，使外界对产能过剩的担忧进一步加深。
要素价格扭曲
《上海证券报》：本轮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与2005年有何不同？
霍德明：本轮产能过剩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需放缓。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需的强劲增长大大吸收了中国的过剩产能。中国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21%上升到目前的36%。许多产品的出口都呈现指数型增长。比如说，钢铁出口额从2003年的不足5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超过500亿美元，五年内增长了10倍。
2005-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4年以前，外需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基本都在10%以下。而2005-2007年3年中，由于外贸顺差的急剧上升，外需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猛增到24.1%、19.5%和23.7%。
因此，如果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则防止外需增长出现过热也是宏观调控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这个问题此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由于外需拉动贡献率的上升，一旦全球经济出现明显放缓，外需减弱，不但出口行业的产能过剩会明显暴露，而且与出口相关的投资也会冷却。这会通过第二轮的投资减速来进一步暴露产能过剩的严重性。
董先安：除了国外需求放缓的影响，许多国内因素也给企业的盈利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环保成本上升等。实际上，在美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的2007年四季度之前，中国的出口增速已经放缓。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导致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1997年底到2002年，我国经历了一段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其背后的原因是产能全面过剩。2003年起，凭借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逐渐缓解产能过剩。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不能真正消除产能过剩的风险。
2005年，中国经济再次凸显产能过剩，同期利润增速下降导致投资增速下降。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在建、新开工项目数都创新高，经济增速连续为两位数以上，企业盈利状况好转。投资增速继续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08年上半年。
但是，这种不断新增的投资扩张维持的高增长是不能持续的，短期平衡造成了将来更严重的不平衡。这就是2008年产能过剩再次浮出水面的内在动因。
《上海证券报》：如果说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模式导致了产能过剩。那么美国和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与它们相比，中国的产能过剩现象表现得更为严重？
霍德明：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对价格信号的处理非常不成熟。因为，市场经济国家有市场信号，价格信号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即将过剩、哪些地方已经过剩。而在我们转型国家，金融市场里面有两个最重要价格信号扭曲严重，一个是汇率，一个是利率。
在中国利率、汇率都受到管制。由于国内的公司债市场规模狭小，宏观金融很多价格指标存在失真，不能正确地反映出市场走势会怎么样。
应该说，改革开放30来，我国的实体经济中价格扭曲一直在减少，可是虚拟经济中的重要价格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
长期以来，说到汇率就是升值有害出口与就业，利率过高对企业不利，这种说法不能说错，只不过都是以偏概全，完全忽略了市场价格信号的前瞻性。管制利率与汇率只会让资源走向没有效率的地方。如果2003年时，我们能让人民币及时升值，今天的困境基本是可以避免的。
过剩后果或累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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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一部分企业宣布减产，这会对银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银行不良资产是否会因此出现明显上升？
连平：如果产能过剩的企业贷款还不上，这对银行资产质量肯定是有一些压力，但是我想不会太大。
首先，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运行过程中的贷款投放可能已经很谨慎。因为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银行也在研究哪些产品可能会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问题比较多，哪些企业在行业中竞争力不强，是需要防范风险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尽量限制对那些容易出现问题企业的贷款。
其次，小银行面临的形势可能会相对严峻。因为竞争力的原因，小银行的客户相对来说要差一些，好的客户大的客户可能都让实力强的银行抢走了，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当然也不排除小银行业能抓到一些好的客户，但是总体上来说，小银行的客户普遍不如大银行。
一般来说，比较大的银行的贷款企业在行业中一般都是比较好的龙头企业，即使某段时间这个行业不太好，但是这个企业可能还不错，因此这个对大银行不会有明显影响。现在很多企业的贷款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抵押和担保，即使贷款暂时还不了，未见得银行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会逾期，但是过段时间这个企业又好了，又开始还款了。所以这个对逾期贷款可能会增加一些压力。
《上海证券报》：有人认为，产能过剩之所以出现，银行信贷的过多投放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连平：银行做一些反思没错。比如一些好的行业和好的企业，是不是部分银行过于向它献殷勤，拼命地给他贷款，或者硬是塞给他，导致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盲目扩大他的投入导致产能过剩，这个的确也是有可能。
但是一般来说，现在银行还是比较谨慎，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监管。监管现在要求比较高，很多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比如公司治理、内部流程等要求都比较高，所以商业银行都非常谨慎。第二、在监管的强力推动下，很多银行采用了很多先进的工具、系统、技术来防范风险。可以说现在发达国家银行用的很多防范信用风险的工具我们的银行都学了，当然有些可能学的不太像，但是这些技术的东西都搬过来了，还有很多很好的系统。还有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场本身对上市公司的压力非常大，不允许他盲目对一些企业过多投入。因为从银行个体角度看，商业银行对单个企业或者单个行业的投入都是有限额的。
因此，银行信贷在推动一些好企业的产能过剩过程中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不是特别严重。银行应该说还是比较审慎。尤其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会更加审慎。
《上海证券报》：面对产能过剩的压力，银行应怎样调整自己的策略？
连平：银行要很好地分析行业变化的态势。对于那些产能过剩的企业，首先要分析行业变化的态势，产能过剩在这一轮调整的前景到底是怎样的。如果这个客户在这个行业中处于竞争弱势的话，加上行业不好，银行需要格外谨慎，及时把贷款收回。假如收不回，要及时把抵押的资产控制住。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企业可能暂时有些问题，比如是流动性暂时短缺，产品可能有些积压，但是由于投资拉动政策的实施，它的产品在未来市场上会有很大的需求。对于这种企业，银行可能就不用急着把贷款收回，甚至不排除银行会追加贷款助其渡过难关的可能。
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很多企业会在大规模的调整中消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共同对他回收信贷。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企业也有可能死掉，其实这个企业可能过段时间就会好起来。
中国的贷款结构有个特点，就是银团贷款占比较低，低于10%，而国外银团贷款在整个贷款重要超过70%。那么银团贷款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在经济调整收缩的时候，银团贷款的效应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有一家比较大的企业，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有十家银行对他贷款，这家企业还不太坏，还过得去，但是有一家银行要抽回，其他银行也不加思考催款就把他搞死了。
但如果是银团贷款，银团贷款的主办行可能会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这家企业到底有没有前景，情况到底好不好？要抽大家一块抽，要不抽一块不抽，这样会得出一个比较理性的结果，从而避免银行非理性行为导致企业垮台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现有条件下，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些年来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倡导，但是从目前来看收效甚微，各家银行还是很少做银团贷款。
所以，现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商业银行要仔细分析企业的情况，如果前景非常好，甚至于别人抽走了，我们还可以进去。趁这个机会把他拿下来，以后倒是变成一个很好的客户。所以，这要建立在对市场和企业产品良好分析的基础之上，一般来说，商业银行肯定会对这个行业中间比较靠前的优质企业比较关注，因为优质企业的风险要相对要小。有些行业即使不太好，但是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生存的也还不错，这些都需要很好地进行仔细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经常说，好行业中有很差的客户，但是差的行业中也有很好的客户。
要素价格改革亟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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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国务院公布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热情高涨。这些投资会不会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
霍德明：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除了国务院决定安排四万亿元之外，铁道部也有两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交通部也正在酝酿总计五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广东省也在准备两万亿元的计划，北京也有大约上万亿元的投资打算。如此庞大的财政主导的投入，如果不汲取以往教训，历史就会重演。
规模巨大的基础建设，公路、铁路、水路、机场、港口、电站等建设，及投资已占GDP10%的房地产业，都势必拉动密切关联的钢铁、水泥、煤炭、机械、建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甚至超额、超速发展，弄不好又必将引发新一轮的经济过热。从而导致产能过剩、经济失衡的状再度恶化。
董先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保增长”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就是因为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延缓经济衰退，结果吹出更大的房地产泡沫，次贷危机逐步显现，并愈演愈烈成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
新增投资的强劲增长，会暂时推迟产能过剩暴露。但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更多的产能将会出现，而这显然会加剧今后的产能过剩问题。
《上海证券报》：为了避免未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国内外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霍德明：经验是现成的——既然是因为我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产能过剩，那么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要素价格的改革。
其实不用学国外的经验，我们身边就有很好的例子。以餐饮业为例，从南看到北，中国餐饮业“火”的程度应该天下无敌，可就是看不到什么“产能过剩”——不但我看不到，宏观调控部门似乎也看不到，因为并没有措辞严厉的调控文件下达。难道是餐饮老板个个都比钢铁老板厉害，投资出手从不出错？
当然不是，而是因为餐饮行业的价格信号非常清楚。调控部门从来不管餐厅买一斤白菜、芹菜花多少钱，也不管它卖一盘菜卖多少钱。如果说调控部门现在管到餐厅的经营，它一样过剩或者短缺。今年年初，兰州物价部门曾经对牛肉面进行了价格管制，市场很快就失去秩序了。
其实我们一直所说的产能过剩，都是落后产能的过剩。中国的先进产能其实是严重不足的。以钢铁为例，因为长期以来，国有钢厂可以得到廉价的石油、资金和土地，它当然没有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当然会热衷于低成本战略。
正是我们扭曲的要素价格保护了落后产能，导致新能源、新技术没有生长的环境。产业整合和升级就无从谈起，我们就只能生存在国际产业链的末端。
《上海证券报》：调控政策应该如何引导未来的经济增长更有质量；如何引导现有产能的消化、整合和升级？
董先安：危机总是会过去的，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和人民福利提高联系起来。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三驾马车：出口外贸，投资与消费。我的看法是一个大国不能靠前两个东西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如果外贸是一个主要的增长来源的话，演变到最后就变成我们的增长会影响世界的价格。
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这更不对，投资的目的是为投资吗？今天盖房子的目的是为了明天盖更多的房子吗？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才是我们最该重视的，但也是做的最差的。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超过8%，但居民消费的GDP占比是逐年下降，现在低于40%。
提升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正途。消费与储蓄是一体的两面，提升消费等同于减低储蓄份额，老百姓对未来有安全感才会减低储蓄份额。没有金融市场中各种价格信号是没有人能够事先知道的。
扩张投资习惯的背后，除了利益之外，是过度自信和过度控制欲，在危机面前往往更严重。其实，少上几个大项目，把钱还给企业和居民，一样保增长，还能调结构。
就目前而言，帮助长、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平稳调整有利于短期保增长，更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实现农村人口比例每年下降约1%是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的硬道理。另外需要重要关注的是中等收入居民，他们近期受冲击很大。我认为，缓冲对中等收入居民的冲击，一个有效措施就是直接将个税扣除标准上提到8000元以上。以2000-8000元人群07年上缴个税1900亿元估算，相当于返还同样大的收入给他们消费。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收入调节的问题，等经济缓过来了，月入8000元以上人群猛增，税基很快就补充上来。
制图：尤霏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