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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股市跌了70%后，仍然不现反转迹象，对于特大利好刺激也失去敏感，于是，十位教授联名向政府有关部门上书，把救市提高到拉动内需，保经济增长的高度，并把市场问题的症结归于“大小非”，提出了抑制措施。从网上的反馈看，支持这个声明的人占了上风。
股市繁荣对拉动内需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救市，肯定是应该的，但是，采取由政府出面，甚至出资设立平准基金的拔苗助长式的做法，不但可能救不了眼下的市场颓势，长期看，还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在经济下滑过程中，最危险的是失业增加，而只有投资才能增加就业，就业才是增加收入、刺激消费更根本的基础。所以，4万亿的保增长支出，着眼的多为基础投资类项目。可见，提振股市不是经济增长的切入点。
提振股市更不是十教授上书中所说的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选择。一国经济增长，靠的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才是必然的选择。资本市场虽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并非核心的一环，股市说到底不过是融资渠道。对于眼下的中国经济来说，善待中小企业，解决它们的间接融资难，对尽快走出经济下降通道，恐怕是更要紧的。资本市场表现糟糕，但实现了经济增长甚至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不在少数。
十教授上书认为沪深股市下跌，主要是内因造成的，说白了就是“大小非”。没人否认“大小非”是股市下跌的原因，但是，说“大小非”是核心原因，怕并不适当。“大小非”是股权分置改革的伴生物。去年的股市极度繁荣，就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果，极度繁荣也不是正常的，一方面，它反映了投资者对祛除笼罩多年的一块心病后对股市未来发展增强了的信心，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和一部分理智的投资者，也对今后几年“大小非”解禁的冲击抱有的谨慎心理，抓紧时间赚一把就走。现在的股市里，那些先知先觉的机构投资者和理智股民，早已没有了身影。
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本，沪深两市一年多的持续下滑，就是对过往非理性繁荣的自我矫正。“大小非”解禁上市，是通过了股东大会批准的，名义上得到了多数投资者的认可，投资者对此都是明了的，而且应该能做出理智的判断和预先的调整。
外部因素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很难说就比内因差。这几年流动性泛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和对外资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国际游资觊觎中国股票市场，试图分得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杯羹的想法久矣，究竟有多少游资进入中国，又有多大比例沉淀在股市里，至今也没个准确说法，不过，恐怕非小数目。否则就难以理解，股市的波动与游资进出节点的吻合，以及个别大名鼎鼎的投行唱空中国股市而实际做多的把戏。
今天，中国经济已具有非常高的对外依存度，石油、部分粮食品种等高度依赖外部供给，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和股市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部分失去了独立性，而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市场化，也使得中国经济进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外部世界的变化，国际其他主要股市的变化，对沪深股市的影响已不能小觑。你生气也罢，不服气也罢，沪深股市就是很看纽约和香港股市的脸色，这不止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也是一种现实的反应。在世界经济前景堪忧，国外股市持续低迷时，实在很难指望沪深股市独善其身。
至于平准基金，并没有现实可操作性，弄不好，还可能把政府资金套牢。这里问题多多，比如基金的钱从何而来？公共财政显然不可以，凭什么拿全民的钱为股民服务？还有，由谁来操作，买什么股票，在什么价位买，如果赔了钱怎么办，由谁负责?等等。实际上，一些国家过去确实采取过这个办法，不过大多都取消了。美国股市跌得最惨烈的时候，也没有推平准基金。沪深股市的规模已今非昔比，政府有形之手，未必能胜过市场无形之手。
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是制度上的若干缺陷。比如当初有“大小非”，是因为对于所有制的片面理解，但是，新股的“大小非”继续存在就没有合适的理由；信息及时披露强调了多年，至今也没有明显进展，黄光裕事件就是一个新的例证。建立一个对所有投资者权利平等的市场，才是中国股市的长治久安之计。而制度的改进，需要耐心，耐心，再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