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美）保罗·克鲁格曼 著 刘 波 译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出版

　　⊙汪晓波

　　读完保罗·克鲁格曼的《美国怎么了》，我几乎怀疑，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008年度新科得主，写作此书是不是在替其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做冲在第一线的文字“枪手”。不论这个怀疑有没有可能，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奥巴马轻松胜选。作为一个极力批判保守主义运动的政论家，克鲁格曼在美国选战正酣之际所作的努力，的确没有白费。

　　克鲁格曼这个名字，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早就如雷贯耳。且不说他曾获美国奖励杰出青年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在其所专注研究的国际经济学领域卓有建树，大约10年前，他那本《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就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克鲁格曼有两重身份，作为经济学家，他术业有专攻；身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有一张“黑嘴”，对白宫政策及美国政界要人们不时发出带有嘲讽意味的点评。特别是对布什政府许多政策的固执批评，多少将其个性的一面呈现出来。

　　如译者刘波所称，《美国怎么了》这本薄薄的册子，其实写的是一段有关美国政治经济的简史。克鲁格曼显然不是奉行中庸立场的叙述者，他讲述历史，带着强烈的批判色彩。在他的笔下，保守主义运动成为反民主、向往极权主义的势力。在他看来，从镀边时代的政治经济，到小布什政府时代的经济停滞，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

　　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在作者眼里，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

　　这两个巨弧是怎么出现的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政治环境决定性地影响了经济不平等。他笔下的“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其核心工作是逆转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尤其导致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不断加剧。

　　克鲁格曼认为，必须发动一场新“新政”，来纠正和解决由保守主义运动造成的社会难题。也就是需要实施他笔下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而要能实施新“新政”，则需要民主党上台。民主党人既要当上总统，又在国会中占据足以化解共和党抵制的足够多数。要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克鲁格曼明确表态，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足以让反对进步议程的人为其蓄意阻挠付出政治代价——就像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尽管克鲁格曼在书中未点名谁合适成为“一个强大的领导”，但他出版此书时，刚好代表民主党出征的奥巴马与共和党的麦凯恩选战正酣。克鲁格曼对奥巴马的支持与期待，立场是很鲜明的。

　　不过，如果从克鲁格曼一直以来的思考与观点来看，他并不是个投机式的学者和政论家。他对布什政府的批判，由来已久，火力相当之猛。《美国怎么了》一书的写作，根本上还是他对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新保守主义理念的不满。从当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可以清楚看出克鲁格曼对于政府合理干预经济的认同，他的内心，埋藏着对罗斯福新政的敬仰与对过往那段时光的留恋。他之所以提出新“新政”，还是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议题。

　　克鲁格曼是一个造诣很深的经济学家，但这次他用的是政治的语言，而非经济学的模型在论证市场“无形之手”并非万能这一理念。他能够做到这种论证方式的切换，恐怕也得益于长期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职业训练。他极力批判了美国政治的向右急转，以及白人种族主义。在论及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关系时，克鲁格曼否认了“经济决定政治”的普适性，强调可能会是政治变化在先而非经济变化在先。在他的眼里，美国经济、社会出现的问题，正是保守主义运动带来的结果，而这也正是政治环境引导了经济结果。无疑，克鲁格曼这一观点，对于中国读者应是有所启示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克鲁格曼对美国“小政府”的过“小”颇有微词。在市场并非万能的情况下，因为“小政府”过小，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无法实现。这样的状况，也与实现他的新“新政”理想有矛盾。事实上，由华尔街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监管职能不到位的苦果。不过，中国读者在看待这个观点时，不能不认识到国情的差异。我国尽管亦有政府职能实现不到位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管制过多，市场发育仍不充分，从而束缚了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