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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朱周良 华盛顿报道
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的
对于诱发这轮危机的根源，胡永泰认为，最核心的是过去很多年中美国学界和执政者在两个问题上的观点：一是太相信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self-correcting）能力，二是认为投资人的行为总是理性的（rational behaviour）。在上述指导思想作用下，监管者便乐观地认为，即便是有泡沫，也会是短期的。因为如果是泡沫，那么势必要破灭，所以投资人也不会大量介入，以免在泡沫破灭时蒙受损失。
胡永泰表示，监管者理想化地认为，市场是有效的（efficient market）。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参与泡沫市场的人都会以亏损告终，但不要忘了，也会有赢家。只是说输家人数会多于赢家，这就好比开赌场的道理一样。只要有任何机会，总会有人愿意冒险去追赶泡沫，否则赌场也就开不下去了。
在格林斯潘和鲁宾执掌美国经济大权的时期，美国政府漠视金融风险特别是衍生品交易泡沫的案例并不少见。
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美国CFTC主席的女律师布鲁克斯利·波恩提出，市场泡沫严重，需要进行严格监管。波恩在当时的一次国会听证中警告说，缺乏监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对市场和整体经济带来巨大威胁，而联邦监管机构却对此毫无察觉”。但她的警告遭到了当时执政的格林斯潘和财长鲁宾的坚决反对，两人联手迫使波恩最终在1999年辞职。
1933年，也就是大萧条时期，美国出台了旨在重整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根据该法案，银行必须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得到FDIC保险；而投行则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其他业务，但不会得到保障。但在鲁宾担任财长期间，他竭力推动国会废除了这一立法。
胡永泰还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后者在文中指出，在泡沫发生时，不需要刺破它，货币政策只需要管好CPI就可以了。
而在1997年，斯科尔斯与莫顿两位学者因为金融产品定价理论得到诺贝尔奖，两人随即合伙创立了一个公司，即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1998年，前苏联股市崩盘，也直接导致了LTCM破产，迫使美联储出手相救。他们运营这家公司的出发点，就是基于有效市场的理论。
胡永泰表示，在学者多数人都相信有效市场的情况下，监管者对市场的监管当然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很少对市场进行太多约束，这也就导致了在过去很多年中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够。同时，政府的货币政策只顾针对CPI，而没有针对泡沫。简单说，就是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出现了失误。
胡永泰表示，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和全球失衡助长了泡沫的形成，因为这些资金可能大量投入美国股市和债市，推高价格。但问题在于，“要是美国本身的金融市场监管是有效的，这种问题不可能发生。”
美救市方案因政治而变
在本轮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推出了数额巨大的各种解困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美元坏账收购计划（TARP）。不过，这一方案发展至今已面目全非。
到目前为止，上述方案中的近半数资金已被用于直接收购金融机构股权，其中最近的一笔是上周末敲定的对花旗的第二笔200亿美元的注资。本月12日保尔森又宣布，考虑到市场情况发生的变化，美国上月出台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用途将有所改变，由原先拟定的购买银行不良资产转为通过其他方式稳定金融市场。
保尔森称，非银行类消费者金融领域正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包括成本上升以及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及信用卡发放条件收紧。他表示，财政部正研究使用金融救助方案资金鼓励私人投资者重返非银行消费者金融领域的办法。另外，他还表示，财政部仍在评估减少房屋止赎的各种途径，同时也正考虑利用TARP计划引导私人资本返回金融市场。
对于美国救市方案的频频变更，胡永泰认为，这样的“换方向”是不可避免的，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财政部不知道怎么办。保尔森最早推出了这份以收购金融机构坏账为核心的TARP方案，但后来随着欧洲开始为银行注资，保尔森也跟进推出2500亿美元的银行注资方案。现在政府又要改计划，从消费者手中收购坏账；第二，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也说明金融救援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背景。当计划最初推出时，还带有强烈的共和党色彩，即拯救大银行。但随着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援助计划的重心也开始转向民间，转向消费者。随着政治背景的改变，以前是共和党的救援方案，现在则多少带有些民主党的色彩，更强调保护工薪阶层利益和促进就业。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保尔森自己也意识到，继续推行坏账收购计划行不通，首先他在国会这关过不了。接下来还有3500亿美元的资金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才能动用。
胡永泰表示，外界现在对金融救援案也有太多的争议，就是认为政府可以救银行，但是不可以救银行的所有者。“因为这些人就像在赌钱一样，他们赌输了，你还来救。2500亿美元注资方案中，并没有限制股息派发和高管薪酬的条款。”
中美需
共同调整迎接挑战
胡永泰表示，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困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抵制保护主义。“如果有人认为这次的泡沫中国有责任，进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中国的出口，那么这样只会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
胡永泰表示，在现阶段，有一些做法是要坚决抵制的，比如让本币贬值、出台措施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等等。最起码一点，不说取消现有的一些贸易保护措施的话，各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再推出新的保护主义措施。
“对中国而言，新推出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是很积极的，但我注意到其中也有鼓励出口的做法，这可能在未来带来一些麻烦。”胡永泰说。他同时指出，某种意义上说，要求中国大幅升值本币也是一种保护主义。因为这些观点的潜台词往往是：如果你不升值，我就会实施相应的保护主义措施，比如征收惩罚性关税等。
“有人认为现在全球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贸易失衡，但如果你赞成这样的观点，那你也应该意识到，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同样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胡永泰表示，中美两国要一起调整政策。两个国家同时调整，比某一个国家作出调整，带来的“阵痛”要少很多。这也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在经贸方面应该加强合作的一方面。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胡永泰表示，就中国而言，汇率改革只是一部分，还有中国应该更多进口，进一步降低关税。还有一点，他建议中国应该大量派留学生出国，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深造。“这其实是一种进口，也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因为多半中国学生到美国读书，都是美国出奖学金。而那些不能获得奖学金但又有经济实力的，便会选择自费出国留学，这其实也是一种减少顺差的好途径。
就美国而言，重要的一点是要出台政策鼓励储蓄，其次是政府的财政赤字要在这轮危机后减少。“现在不是时机，而是要更放大赤字。”不过长期而言，要有这方面的打算，逐步降低财政赤字。比如，对富人的税收应该恢复，因为布什政府当政时大幅削减这些人的税收。
胡永泰表示，现在最强的保护主义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欧洲。除非美国放下保护主义的姿态，推行自由贸易，才会让欧洲愿意作出让步。
他进一步指出，长期来说，气候变化将是全球面临的下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方面也很容易转变为保护主义，比如有人说中国的工业化污染严重，所以可能限制进口中国的工业产品。
与财政刺激和抵制贸易保护相比，胡永泰表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更为艰巨。财政扩张只要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一同参与就可以，但气候变化还有更多国家参加，巴西、印度等等。
财政政策还需同步实施
提到近期各国纷纷推出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胡永泰表示，这样做是必要的选择，但如果能够加强同步性的话，效果会更加明显。
“除非各国的财政扩张措施是同步推出，否则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坚持太久。”胡永泰说。他分析说，如果不是同步实施财长扩张的话，比方说，英国先扩张，法国过几个月再跟上，再过几个月日本跟进。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因为那些先实施扩张的国家会出现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导致经常账状况恶化，本币也可能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政府进而不得不考虑停止实施扩张政策。但如果各国同步的话，大家都会出现出口降进口增的局面，各自的贸易平衡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胡永泰表示，短期来说，要重塑国际市场信心，各国必须尽快实施同步财政扩张。当然，也并非所有国家都一定要参与进来，只要美国、欧洲、中国以及日本这几个最大的经济体采取协同行动，应该足以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低谷。
对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等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向IMF提供更多资金的呼吁，胡永泰认为，当前这样的方式可能并非最佳选择。他建议，中国可以考虑参与设立旨在帮助地区“落难”经济体的亚洲援助基金（AFF）。日本在G20金融峰会之前表示，在IMF启动全面增资计划前，愿意向该机构提供最多1000亿美元资金作为过渡。此举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给中国等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带来压力。
胡永泰表示，首先一点，IMF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并不好，所以这一次也未必靠得住；其次，中国目前的IMF的份额仍被严重低估，如果真要出钱的话，也应该是占份额最大的欧洲来出，中国即便出资，短期内也不可能获得在IMF的地位较大提升。
相比之下，胡永泰表示，中国如果把一部分外储资金用于援助那些急需资金的亚洲经济体，可能令中国在出口方面间接受益。他建议，中国可以参与设立亚洲援助基金。
■人物简介
胡永泰（Wing Thye Woo），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中国福建。1976年毕业于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获经济学和工程学双学士学位。1978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下属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涉及全球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
胡永泰博士曾任多国政府经济顾问，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外汇政策、贸易问题以及金融业发展等。1994年他曾出任中国财政部顾问，就税收和汇率改革提供建议；1997年至1998年，他应邀出任美国财政部特别顾问；2002年至2005年，他出任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亚洲经济特别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