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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国企”从概念到内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有了“新国企”这个定义的出现。从概念上说，“新国企”是指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通过改革改组改制，在自身内部基本建立了适应市场化要求的体制机制，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国企相比已发生本质变化的国有企业。但事实上，“新国企”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多“新”的发生，是在内涵，比如股权变化，管理方式、管理思想的变化，对自身定位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等等。这些是更重要的，决定了一个新国企是否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有足够的竞争力。在12月6日的2008（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一些专家和“新国企”的领军人物进行了精彩论述：
⊙本报记者 叶勇
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副主席蔡洪平：
国企海外并购机会千载难逢
今天的国企跟十年前有明显的发展，是以一个崭新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态出现的，今天GDP60%贡献是靠“新国企”，这是人类历史上值得总结的一页。今天对“新国企”又是一个机会。
回头看，新国企改革是成功的。新国企目前主要还是在重工业、资源类、金融等有垄断性行业，资源、矿业、交通运输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中还是国企多，这毕竟是这30年发展的动力，没有重工业的大发展就没法支撑现在的大架子。相反，房地产行业民营企业多一些，零售业、轻工制造业方面，民营企业多一些。这两个正好是互补的、互相促进的，我想这是个特色。
说到国企的变化我认为是几大变化，一个是股权变了，二是管理变了，三是竞争力变了，四是视野变了，五是价值观变了，六是规模变了。这几个变化是互补的，不应该是冲突的。
我的建议是：第一，国企还要进一步扩张，今天的扩张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今天的国企应该大踏步地到国外去，今天澳大利亚的很多公司市值大缩水，很多矿业公司去年将近1500亿市值，现在将近200亿。如果世界末日没到，今天的矿业公司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的国有企业应该赶快冲出去。目前，我们的国民经济后台实力充足，加上金融资本配合，应该赶快走出去，不要跟民企在国内抢。
第二，我们现在有些国企不要忘了停止改革，什么国进民退，这个说法不应该，都是民族的一分子，应该是互补互相支持，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今天的新局面，都是因为改革带来的，没有改革、固步自封就没有这几大变化。
第三，可不可以大国企都介入中国政府的一些经济决策，可以建立一个中国大国企的俱乐部，加强与政府决策部门的沟通，让政府对企业走出去拿出切实有效的帮助。
第四，在我们国企主导的方针下，我们的控股成本还是太高，我可以拿51%的资本或者30%的资本，控100%的股份不是更好吗，更广泛地利用我们新国企的控股杠杆，更快发展我们自己，同时这样，股权更加多元化，使得决策的时候来自多方面的股东意见。
对于所有制问题，其实企业谁拥有并不重要，核心在于这个国家的生产竞争力和生产力，不光新加坡，法国也有很多国企的，法国电力、宇航都是国企，以色列也是，但是我想在中国，再怎么改，国有企业占控股比例最大还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觉得没必要控那么高，控15%也可以，高管的薪酬应该更多于市场化接轨一些。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
新国企领导人是职业经理人
什么是新国企？新国企和老国企有什么不同？新国企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又有哪些不同？首先我觉得新国企是指在老国企的基础上，经过改制形成的一个新的企业形态，它明显区别于老国企。
首先，资本结构不同。老国企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国有企业，新国企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形式，要么是股份制，要么是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第二，体制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老国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新国企有董事会、总经理，现代化的企业结构已经构建起来了。第三，直接面对市场。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实质上是作为政府附庸，执行政府指令，统收统支，利润上交，新国企则要直接地面对市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第四，企业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国企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不一定有垄断、政府特殊关照，但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比外企、民企更多，因此它在某些方面享受国家一些政策优惠也是应该的，拿天津港来说，要承担很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然这些不是外资、民企所愿意干的。
虽然新国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体制和机制较老国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深化改革，首先是体制和机制还要进一步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新国企的企业领导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职业经理人。我们在评价国有企业负责人年薪多少时，往往一方面和员工比，另一方面和政府官员比，高一些大家不接受。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必须把新国企的企业负责人作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看待，他的收入水平应该是按照市场的价格来定，既不能够以员工平均收入的多少倍为标准，也不能以同级政府官员为标准。如果在这方面不能够取得共识，不能够有所改变的话，显然会制约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三，作为新国企，如何实现国际化是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要的方面，实质上国与国的竞争，除了军事和政治的比较之外，在经济上国与国的竞争，更多体现在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首先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当然也包括民营企业，提高新国企的国际化程度是今后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新国企在改革当中一定要构筑起与企业发展方向、发展规模相适应的企业文化，老国企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文化，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显然老国企的企业文化是不太适应的，因此对老国企企业文化必须进行全面改造。从天津港的实践来看，首先是对老的国企进行改制改造，一部分资产上市，然后把符合条件的公司不断地装到上市公司里边去，把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天津港集团在今年的4月1日把绝大部分经营性资产都已经装到了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当中，使体制和机制发生重大转型，今后天津港集团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为一个控股公司。
另外，我们对企业经理人在分配上采取一条和员工完全不同的考核制度，不和员工平均工资挂钩；我们构筑一个好的发展战略，不是立足于看一两年，而是看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使企业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我们这几年构筑天津港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叫“发展港口、成就个人”，企业哲学就是“发展、人本、卓越、和谐”，在这个企业文化下，提高了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使一个国企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革。
现在社会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所谓的国有企业或者叫新国企只是中国历史某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存在了，我不同意，实质上，企业不在于它的资本是由谁出，在于这个企业是否有市场竞争力，它的体制和机制能否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非常关键。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断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只要能够顺应市场的发展，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趋势，顺应国际化进程，就一定会有生命力。只要解决了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国有资本仍然可以在企业起控制作用，我们现在概念上的所谓国企仍然可以存在。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前：
多数国企在充分竞争市场中
新国企区别于老国企的特点是：首先，新国企拥有合理法人治理结构；第二，它在充分竞争性的行业里，虽然国企里边也有垄断的，但是大多数还是在充分竞争的行业；第三点，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化程度高的还是国企；最后，新国企具有创新能力和品牌。
第一，中色股份的股权里国有部分只有33.34%，但是按照章程规定，重大决议需要2/3以上的通过率，国有股实质上有一票否决权，国有资产地位没有削弱，但是企业活力增强了。
第二，我们现在从事的就是两大主业，第一，海外的国际工程承包，发展到现在，我们接下的最高合同额在12亿美金，我们现在所在国际上承揽的总包，也就是从事EPC的能力是完全和以前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能跟国际上任何一家大的承包商PK；第二是有色金属的开发和投资，我们赚一些钱以后抓住机会就开始投资，比如用工程承包去换资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现在从事这两个行业是充分竞争性的，没有一点垄断。
第三是国际化，我们公司去年收入的80%是在海外，这意味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和经营方式上的国际化程度必须很高。
最后，品牌和创新，这个创新里边除了管理以外还有技术创新，我们现在旗下大概有国内外控股公司十五六家，去年我们并购了有色行业最大的设计院之一——南昌有色设计院，我们是第一大股东，设备制造领域我们又并购了沈阳有色冶金。我们有自己的设计研发和设备制造，当然还有我们的施工业务，现在这些企业开发的自有知识产权有好多是国际领先的。
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
“我的小气救了蓝星”
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一点点发展起来的，从四年前中国化工集团组建到现在，每年销售额增长92%，利润增长71%，这四年我们资产增长了5倍，销售增长了7倍，利润增长了12倍，我觉得还是靠企业文化吧。
昨天我参加一个会，人家问我，一个大西瓜、四个葡萄，一个苹果，你选什么？我说我选葡萄吧，我说莫以善小而不为，小不是不好，小也特别重要。想想这次金融危机就特别庆幸，我没有炒过一分钱的股票，没买过一个楼，没上过当，尤其这几年经济高涨的时候，该干的都干了，不该干的都没干。
我为什么说小是美好的，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准备收购澳大利亚农药公司Nufarm，在此之前我们收购了五家海外企业，去年这个时候收购澳大利亚的农药公司时，结构安排得特别好，我收购的杠杆比例也还算不错，也有机构替我们分担不少出资，利息也都特别好，双方谈的就差一毛钱，对方要17.25元，我说17.15元，我如果收购，一下就成为全球第七大农药公司，而全球前15家农药公司都基本上干了100年以上了，我却马上要成为第七大农药公司了，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又抽烟又喝茶，心里老惦记着一毛钱，签约前一天我一直坐立不安，但是到最后，我决定不买了。因为虽然一股差一毛钱，但加起来总共就是差三千多万美金，我需要推销多少蓝星牌不冻液才能赚回来啊！后来就没买。
别小看这一毛钱，这一毛钱救了我，小气就帮了我的忙，我就舍不得花那一毛钱。到今天看，如果我买了那家公司的话我现在就完了，巨大的损失就远不止花那五千万中介机构费用的了。
对于为何引进黑石的事，我们还是想改变治理结构，我们就觉得现在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产权制度，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应该是多元投资主体。我们引进黑石作为战略投资者，说实话不是看中它的那点钱（因为我们是企业，企业就是挣钱的，你拿了人家的股本金你得给人家更大的回报，过去20多年，黑石的平均回报是40%以上），我们引进黑石主要想改变治理结构，使我们公司具有多元投资结构，把我们公司做得更好然后再去上市，让更多的投资者分享好的公司，因为我觉得上市不仅要募集资金同时还要改变治理结构，形成更多的投资主体。
我上市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问题，如果我能上市所有的投资者都觉得我们是透明的，三分钟就能把我看透，一定要透明阳光。我们觉得多元投资主体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我们的企业选择这种模式可能更有利于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巡视员周放生：
混合所有是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形态
十年前的地方的中小企业改制，一个是产权制度改革，一个是职工的劳动关系的改变，这两个核心改革使得地方国有企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批企业应该怎么定位？叫新民企，我认为分两个，一个叫老民企，一个叫新民企，新民企比原生态的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要好。它们两个优势集于一身，一个就是原来国有企业的优势，比如说管理有基础，有人才储备，治理比较合规，同时又有民营企业的机制和制度，两个结合在一起，应该比（单纯的）国企和民企强。
第二就是我们这些国有大型企业，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国有企业这些年解决了两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决了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市场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国有企业体制的市场化。不管是资本结构、社会负担的分离，还是债务重组，不管是主辅分离，还是国际化、公司治理结构等等，我们都跟十年前和二三十年前发生了根本变化，当然制度体制的市场化还没有完。
现在国资委正在推进的几个改革，最有意义的改革就是董事会的建设。现在国资委推行的董事会建设是以外部董事、股东董事、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或者叫独立于管理层的董事会。这种董事会的建设就有实质的公司治理的意义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其董事会结构容易造成董事会决策失灵有关，而瑞士董事会全部都是外部董事，比较有效。国资委现在推进的董事会，既不同意美国模式也不同意瑞士模式，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模式。
第二是推进风险管理，这个是我具体在负责，我们两年前就高度重视下属出资企业的风险和风险控制，现在整个中央企业都在按照这个要求推进内控和风险管理的体制建设，当然这个工作刚刚起步。董事会到位了，企业风险管理到位了，企业就有可能避免出现重大的风险，过去的企业竞争靠成本，现在的竞争靠科技，未来的竞争靠内控和风险管理的水平。也就是说企业竞争力发展到很高水平的时候就要看谁不犯大错误，如果我们新国企能够做到在未来的30年里不犯大错误，我们的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就能够长时期地发展下去。
所谓国企民企，从概念上讲是资本结构，从长远看，先说大型企业，纯国有和纯民企都不是方向，方向就是混合所有，什么叫混合所有呢？讲两个极端概念，99%的国有1%的民营就是混合，1%的国有99%的民营也是混合，最适合市场的应该是混合，至于混合是什么结构要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规模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企业的不同功能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新中国企业可能就是混合所有的结构，可能就是未来的新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
至于说目前确实是在基础产业、资源产业、重要的支柱产业里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较大，而民营企业主要在服务业、轻纺和房地产业，我认为它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的。比如，很多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中大的制造业，民营企业仅仅成长了30年，目前还没达到能够去支撑这么大产业的能力。不是说允不允许它干，实际上我们很多产业是放开的，为什么民企不去呢？因为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需要很高的管理水平，而民企现在不具备，就不可能来替代。现在的结构和状态是历史的阶段性的客观反映，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将来就会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来讲，可能关系经济安全的产业，将来国有股的比重会大一些，如果不大涉及中国经济安全的产业，可能民营资本的比重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