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们应重点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防范和化解不良资产风险。一是建立化解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长效机制；二是尽快化解存量，系统防控增量。
⊙沈洪溥 史晨昱
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正向实体经济深入扩散，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所构成的考验也日趋严峻。从审慎角度出发，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宜未雨绸缪，更密切关注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趋势，分析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要尽早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努力保障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
金融危机影响正由实体经济向银行体系渗透
随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渐显现，以及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银行体系的贷款质量尚需经受考验。
第一，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更易受经济运行状况变动影响。事实上，不良贷款变动与经济周期相关性非常高。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投资领域中的项目运营、绩效都与宏观景气紧密相关，并通过企业负债率、项目收益率等管道影响银行业投放的贷款质量。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范围内已产生了规模空前规模的不良资产。美国各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其中仅花旗集团近期暴露出的问题资产就高达3060亿美元。相比之下，欧洲金融机构似乎更为脆弱，预期不良资产规模也会很庞大。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期间有关国家的平均不良资产率在25%左右。尽管这一比率囊括了金融和非金融领域，但由于以中国银行业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渠道承担了中国国内主要的融资职能，因此，银行业应关注不良资产快速增加的潜在风险及其效应。
第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面临改革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最严峻的考验。虽然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客户基本是中国业绩最好的大型企业，但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自上世纪90年代末剥离了大量不良资产之后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下行经济周期，因此贷款质量面临的挑战仍日益加剧。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会通过国内经济向银行业传导。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通过资产估值压力、进出口贸易疲软和市场整体流动性收缩等方式，影响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资产质量产生影响，引致不良资产总体规模增加。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目前仍处在深化和传导过程中，对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增长的影响可能将逐步显现。
二是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逐季回落。其中，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另外，工业品出厂价格（PPI）11月同比上涨2.0%，增速环比下降4.6个百分比，创31个月以来的新低，预期未来PPI还会继续保持回落。这表明，中国经济已步入本期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但中国经济放缓的持续期尚难以评估。
三是刺激内需政策若操作不当也可能引发不良资产。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实体经济而言意味着是新增需求的扩大，助推和提振经济增速、改善企业资金流和偿债能力，从而有助于降低银行资产的信用风险。但也应注意到，如果部分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可能被人为扭曲为政绩工程，“大干快上”的项目也可能存在重复建设等问题；部分银行决策在“出手快、出拳重”的大环境下，也可能受到过多外部干预，导致审贷标准过度宽松等问题。
第三，关注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变动状况。首先，不良贷款余额的跌势已逐步走平。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变动的情况一直较为复杂。2007年二季度之前，因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重组因素，余额表现出“剧降”趋势。此后，伴随农业银行资产清分深入，部分曾被挂账处理的不良贷款逐步显露，进入统计口径，造成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季度环比数据在2007年两度出现攀升。从形态上看，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似乎已经结束缓降，表现出开始走平的迹象。
其次，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开始“缓降”。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银行业经历了超常规发展，但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呈单调下降。其中，一是由于实体经济持续活跃，企业效益不断提升，贷款对违约率下降，及以土地房产为主的抵押品价值的提升对于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起了助推作用；二是由于近年来商业银行经营水平得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产质量；三是总资产同比与环比增量近年来也始终维持了较高增速，间接“摊薄”了不良贷款“分子”。三方面的合力，使近三年不良贷款比例数据表现出持续下降特征，不过，近期下降幅度正逐步减缓。
再次，不良资产名义数据的“双降”意义正在淡化。未来一至两年内，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方面的最大外生影响因素来自农业银行。从披露的农业银行股改方案来看，已有八千多亿元不良信贷规模在政策层面完成“锁定”。显然，这将有助于余额项目下的名义数据进一步走低。
在银行业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方面，最大的外生影响来自于提振投资的部分政策。由于近期货币政策出现了“适度宽松”的新调整，银行业总资产的增速在短期内可能被突然拉高，这将帮助稀释比例数据。下阶段，银行业不良贷款占比名义数据的趋势走向既在“分母”项取决于总资产的被拉升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分子”项中农业银行不良资产被剥离的进度，在总体上很可能继续维持“缓降”。
最后，银行业不良资产实际余额和实际比例即将出现分化。在扣除农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贷款总规模突然增加等外生因素后，下阶段，银行业不良资产名义数据的下降乃至快速下降的意义已经较小，商业银行应更多关注不良资产实际余额与实际比例数据可能出现的分化现象。
在余额方面，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的季度环比增量在2008年第三季度末的突然增加是非常突兀的，这提示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数据下降趋势正变得脆弱。例如，考察已上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近两个季度数据发现，多数机构余额项下“稳中有增”。因此，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实际数据在下阶段有逐步进入盘升通道的可能。
鉴于经济景气度回落将在中长期内影响银行资产类业务推进，经济刺激政策的持续能力、投资绩效尚存变数，因此，下阶段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实际比例将可能趋于稳定，与实际余额走高趋势表现出分化态势。
及早防范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变动影响
对银行体系而言，大量不良资产的积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体系的大量不良资产不仅会制约流动性，还可能钳制住金融机构的运营能力，并进一步阻碍了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十年前，借鉴美国上世纪90年代化解储贷危机的成功经验和日本应对泡沫经济产生的深刻教训，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及时处置了大量不良资产，化解了潜在风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有效运作促进了国有银行深化改革，加强了中国金融业从容应对危机的能力。
当前，虽然中国金融系统运营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或将出现不良资产的快速增长仍然是个严峻考验。
首先，在微观的报表层面上，不良资产的增加将显著降低银行的拨备水平，进而导致银行拨备不足，挤压银行利润。
其次，在宏观经济运行领域，不良资产增长会大幅减少银行的可贷资产，并使银行提高放贷标准，导致市场流动性收缩。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不良资产的增加并非是一个静态事件，企业不良资产的增长会放大银行信贷资产风险，降低银行资产质量，并最终通过流动性收缩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由间接融资管道而直接融资管道，系列负反馈的出现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面对这一潜在的风险考验，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或许需要更为周详地统筹规划，以做好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和银行业机构宜重点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防范和化解不良资产风险。
一是建立化解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长效机制。对商业银行而言，除了加强自我管控之外，也应关注对风险预警机制和系统的升级，特别是要重视风险在新社会经济环境中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除了自身完善机制、稳步转型之外，政府主管部门需重视持续强化资产管理公司的各项功能，充分发挥其金融“救火队”职能，并尽早以适当定位将其嵌入存款保险基金、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以及保险保障基金等组成的“金融安全网”体系。
二是尽快化解存量，系统防控增量。针对潜在的信贷风险，商业银行要严格对各分支机构和信贷责任人的管控，完善内部审贷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落实风险管理措施，防范新增不良资产增量过大和增速过快。政府主管部门宜考虑对此前的商业银行风险资产处置办法进行修订，督促商业银行提早重视通过专业机构和市场化手段加大对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尽快化解银行业存量不良资产隐患，提高资产整体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系统抵御风险能力。为保障“救险通道”的效率，还需要各方协力增强不良资产市场的透明度，从提高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入手，强调及时、高效地处置不良资产，全面提高不良资产市场效率。
（作者供职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风险研究中心、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本文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