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强
30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主要得益于我们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使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所谓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使相关企业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1996年我国政府就确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至今没有实质性突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市场的力量，市场力量开始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消费社会，中国很难和西方竞争。而且，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果不能建立消费社会，也不能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由此，建立消费社会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基本制度建设。事实上，只有等这些基本社会制度初步建立以后，我国才会变成一个消费社会，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消费社会建立起来以前，我们无所作为。理性的选择是，一方面，积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基本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启动内需，逐步将我国由一个为外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转型成为内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
启动内需的动力：投资还是消费？
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就当前形势而言，拉动经济的增长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而非投资。其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客观上要求政府把民生和国民福利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我国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使我国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偏低；其二，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安居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欠账太多，有必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予以弥补；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和刺激出口的方式拉动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消费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笔者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增加投资是必要的，但增加消费意义更为重大。30年来，在“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格局下，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走低。1978年至2007年，在世界平均消费率提升趋势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48.81%下降到了35.3%。目前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水平超过了55％，美国近年大体稳定在6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消费增长的空间是巨大的。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认为，在人均GNP从1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过程中，居民消费率会持续下降，而当从1000美元通向3000美元左右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居民消费率将稳步攀升。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就超过了1000美元，但现实却与钱纳里的理论及美国等国家的实践相悖。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规律在中国失效，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使得城乡居民不得不维持高储蓄，导致消费滞后。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最近国务院发布的十项措施，其中七条和民生直接相关，消费主导内需增长的政策意图非常明显。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启动内需的动力继续定位于投资，不仅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有实质性的转变，而且，消费社会的建立也会被长期延缓。理论和经验表明，公共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甚至能够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但不一定能够拉动内需。从我国的现实看，在政府依然保持着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干部业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依然是GDP增长速度，税收收入依然主要来源于生产型增值税的情况下，若内需依赖于投资，那么，内需拉动的只能是GDP的增长，而不是生态环境和民生问题的改善。
启动内需靠谁：居民、企业还是政府？
从经济学理论讲，内需的主体包括三个部门：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鉴于启动内需的动力是消费而非投资，所以，启动内需不能依靠企业与政府这两个投资部门。如果继续依靠企业来拉动内需，那么，我国将继续成为一个生产型社会，而不是消费型社会，我们最终会成为“世界工厂”，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进行积累和生产，继续沿袭为西方市场服务的经济体。如果继续依靠政府来拉动内需，那么，不仅政府的职能转变难有实质性进展，而且腐败现象难以得到遏制，关键是涉及民生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建立。由此可见，启动内需，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是靠不住的，真正需要依靠的是居民部门。我国拥有13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市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但是，鉴于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和效果也是不同的。我国的消费者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群体：富豪阶层、中产阶级阶层和一般消费者阶层。对于富豪阶层，其消费能力很强，但数量太少，该群体消费的主要是奢侈品，而且这些奢侈品基本上是国外制造的（即使水果、衬衣、袜子等日用品也基本上是国外的产品），所以，他们的消费对内需拉动的贡献度很小。因此，内需的启动要依靠中产阶级和一般消费者。从发达国家情况看，内需的主要拉动力量是中产阶级，我国内需不振的核心原因就是中产阶级比例较小。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型”，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绝对主流，低收入阶层和富人阶层在两端较小。如美国的中产阶级比重超过80％，德国为50％，即使印度也为23％。然而，我国的阶层结构呈显著的“金字塔型”，低收入人群占比很大。据官方报道数据，我国中产阶级人数为8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比重为6.15％。如此小比例的中产阶级是难以拉动内需的。尤其是，我国30年经济改革艰苦培育起来的为数规模不是太大的中产阶级，在2007年10月以来的股市和楼市价格暴跌中遭到重创，资产严重缩水，几乎使之全军覆没，消费能力大大下降。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中产阶级能否继续发展壮大，尚取决于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能否随着股市和楼市的恢复而不断增长。对于一般消费者阶层，笔者认为，他们的消费贡献也是比较小的。尽管这支消费力量的规模巨大，但他们的钱主要不是用来消费，而是为了保生存。
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依靠低劳动成本和高要素投入发展的制造业，曾经支撑了我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随着外需的衰退，这种曾经被我们当作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面临着严峻考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面积外向型制造企业的倒闭，宣告了制造业繁荣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背景下，启动内需必须开放服务业市场，利用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由外向内”的结构转型。
事实上，增加消费与大力发展服务业基本上属于同义词，因为消费和服务总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如学校、商店、医院等；另一种是为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如金融、物流、广告、产品设计等。发展服务业既要注重前一种类型，更要重视后一种类型。只有第二类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企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才能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能力，才能使“中国制造”不再成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象征。尤其是，当实体经济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
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2007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为249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2008年底我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正好与我国面临外需放慢和结构转型的压力上升重叠。如果政策环境得当，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从长期来看，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低于两位数的水平，但却是更加可持续的。因此，我国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