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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从操作层面来看，政府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同时，应该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国内低成本的技术转移，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配套条件支持下，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项内容来看，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8%的经济增长底线，中长期则希望寻找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防止经济出现大起落。由此，各级政府转变经济增长观念，采取切实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关键。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但现在看来，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国内有学者主倡的“后发优势”其实也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可能条件。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先提一个值得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深入考究的问题：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为什么三十年来并未成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推手，倒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发展。究竟是这种被体制转型所扭曲的金融体系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呢？还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从转型时期金融体系的种种漏洞里“钻”出来的？其实，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间长期被压抑的商业禀赋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但中国却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有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有关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在1978年至1995年期间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TEP）的高增长期，而在1995年以后却处于低增长期。变化的显著特征是技术进步速度缓慢，技术效率有所下降。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TE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来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从增长的阶段性意义来看，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尤其当中国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肯定会像发达国家那样经历增速下降。因此，从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出发，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更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积累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动量增加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例如，如果生产率提高了，企业收益就会增加，因而使资本积累加速。另一方面，如果劳动者增加，平均工资也就随之降低，使企业可以通过设备投资来积累资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可以说是劳动投资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不断减速，有研究认为大约在2015年前后将转变为负增长状态，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中国享受人口红利的时间还有7年左右。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应该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基于此，中国首先应该着力改善投资结构，降低民间资本投资准入门槛。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从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启动的内需开支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尽管这样可以集中财力拉动经济增长，但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应该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国内低成本的技术转移，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积极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中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不足1%，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面临巨大约束。因此，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合理整合北京、上海等地的研发与制造能力，瞄准世界前沿水平的关键技术，力争将上述地区建成先进制造业的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国内低成本的技术转移，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配套条件支持下，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