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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0位经济学者如何评判中国改革30年
《中国改革30年》
张维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胡飞雪
这本汇集了当今国内享有盛名的10位经济学家演讲的《中国改革30年》，思想价值巨大，对读者认识国情很有启示作用。聂绀弩曾有诗云：“文章信口开河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在笔者看来，这本集子中至少隐含了80%的真知灼见。
比如，吴敬琏先生的学问堪称“与秒俱进”，他总是站在思想的前沿、时代的潮头。当许多人还搞不清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思考“坏的市场经济”和“好的市场经济”，并且严词抨击“权贵资本主义”，大声呼吁发展“好的市场经济”。经济学界近来有一种新的共识，说经济学不能有宏观、微观之分，笔者深有同感。读吴先生宏论，可以发现，近年来，他不仅读万卷书，更是行万里路，走南闯北，深入真实世界，观察经济细节。他在美国惊奇地发现，iphone不但是在中国制造的，而且是由深圳发货、直接寄达顾客的，因此由小及大由微观及宏观，感叹“由于体制上的缺陷太多，交易成本太高，甚至由于行政部门运用行政权力设置障碍，使这些很有希望的技术发明胎死腹中。”
茅于轼先生持论向有国际视野，他比较全世界的富国和穷国的观察点是，当今富国都是讲人权、平等、自由的社会，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资源配置的方式；而穷国基本上平等不够，自由不够，人权不够。中国现在处在富国和穷国的中间，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林毅夫先生对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原因的分析很有道理：“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微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但是，他以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不成功来反证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却未必在逻辑上和事实上讲得通。笔者以为，或许周其仁先生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分析更为清醒：“当下各种社会经济矛盾错综复杂。20年的改革实践当然不是没有教训，主要教训就是渐进的改革方略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把问题往后拖的一面。拖来拖去，老问题解决不了，新问题又出来了，社会矛盾显得非常复杂。要走过这段困难的路，需要加快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如果不加快改，市场调节和行政权力调节混合在一起，权力寻租像败血症一样在体制里蔓延，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大麻烦。”经济学家一直有社会经济医生的别誉，不管怎么说，周先生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医生。
林毅夫教授还说，中国、越南的转型比较成功，得益于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但钱颖一教授的说法显然与此大相径庭。钱说：“在今后10年里，中国能大体建成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有效率而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型成功了”。在钱教授看来，转型成功的标志内容之一就是法治，那么，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走上法治的正道呢？陈志武先生的高见是，一个国家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法治水平就差。任何行业只要有太多的国有经济介入，那个行业就难有平等竞争，也难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就没法与国企平等竞争。钱颖一、陈志武的诊断也是一针见血。
樊纲先生的研究成果也不支持中国转型成功说，樊纲的说法是：“政府的行政成本对最近这些年的经济产生了负的影响。什么意思？这两年政府收入提高了，政府行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政府作为一个‘负担’的负作用在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行政改革。”“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即使在经济体制的领域，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通过制度的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使我们经济增长的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
关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过多，陈志武先生也有比较分析：“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指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财政开支）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数字算，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和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一个十足的私有经济。”
张维迎教授对收入分配的五个“悖论”的分析很能启人思考，一是有关GDP的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论有三，一是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区，平均收入的差距反而越低，人均增长率高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小，而收入增长率比较低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则较大。二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三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四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结论有三，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快，奇怪的是，平均而言，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五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低，而不是越大。以上五个悖论，很有内涵。
以笔者之见，或许张教授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颇见功力，文章说：“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以为，权力结构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一里一表，而知识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其必然的衍生品。怎么讲？知识本来可以跨越国界，为全人类使用，但由于权力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的顽强存在，阻碍了普世的先进知识在国内的传播和使用。
张维迎还有句话：“学者与政客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客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诚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的放矢。
■延伸阅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
编者 喻建欢，汤铎铎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编者 唐磊
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