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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部门要能真正领会中央政府近阶段连续出台的一系列确保经济增长措施的精神，危机当头，不仅充满信心，更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梳理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内需和外需，速度和质量，转型和就业，创新和监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到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央政府近阶段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确保经济增长的措施，但是，如何让政策执行部门能够深刻领会其中的精神，真正做到危机当头，不仅要充满信心，更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点，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梳理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内需和外需，速度和质量，转型和就业，创新和监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跑步“钱”行争夺资源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会让我们今后的结构调整付出更多更昂贵的代价。
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都已适应了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坦然的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该如何正确应对？
众所周知，在这场金融大海啸面前，欧美不仅虚拟经济部门受到重创，实体经济也遭遇了严酷的寒冬，它至少通过贸易的途径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机遇在于美国的大众的整体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不断收缩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开支，进而转向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一市场恰恰是像中国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最具有竞争力的。如果因为我们出口退税过低，人民币增值过快，货币政策过紧而造成了大量从事生活用品生产的中小企业，负担过重而不得不放弃美国市场获利的机会，那么，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严重下滑的恶劣环境中，再度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销售市场而造成就业压力不能缓解的被动格局，实在是大为可惜。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另外可能带来的一个消极因素，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对欧美继续保持贸易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无论是奥巴马还是萨科奇，都会利用自己的执政权力，要求中国平等开放国内市场，甚至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外来品。由于贸易结构的差异，国内市场高附加价值产品更多的可能被进口品牌所垄断，所以，贸易逆差将被扩大，甚至短时间低增长、高逆差的可能性都会出现。而且，如果中国的企业在欧美的产品结构中缺乏竞争力，那么，尤其在沿海城市就可能面临低增长、低就业、高逆差的不利格局。这就涉及了我们要处理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分工中的定位问题！
第二，要用新思路和大智慧去解决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今天规模以上的海内外企业和机构都在“瘦身”，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就使得我们在结构升级和优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更多的约束条件。
这次“金融30条”中，再次强调要“限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坚强决心。这也带来了新的一组矛盾，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调整具体就反映在要关闭这些不可持续发展的淘汰产业和相关企业的问题上，随之而来的失业压力不可能都像央企那样从行政渠道去要求管理者内部调和，因为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经让很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成本控制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余力来肩负起像央企那样的社会保障责任！
所以，我认为劳动力的充分移动是保障经济活力的前提条件，政府应该在阻碍劳动力移动的障碍中寻找智慧，针对产业结构调整释放出来的就业人群，政府要为他们创造就业的条件和机会，另一方面，政府要从制度变革上，比如，信用担保，免征税收，投融资渠道创新上面，多为他们的生财之道打开方便之门。比如再就业培训，创业扶持，退休保障等等，让没有钱的人能找到机会充分自愿地就业，让有钱的人能有时间充分自愿的消费（欧洲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方式抑制了大众过度工作的“非理性”选择，美国通过发达的信用体系来推动消费市场的繁荣），让所有的人都不要有后顾之忧，减少身体过度透支，或为了“防患于未然”去过度储蓄，这样，就业市场、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就能为解决结构调整和就业稳定之间的矛盾发挥更为有效和积极的作用。
第三，金融创新虽然是一把双刃剑，但对中国经济而言，需要充分有效的利用它来帮助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质”的飞跃！
尽管全球目前对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对这场危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何况危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束，所以，对金融监管的内容和范围也就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明晰界定。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已经让全世界意识到滥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危害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噎废食——正是因为我们今天金融创新能力的疲软，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摆脱不了制造业治国的单一经济结构，才使得我们在没有强劲内需的环境下只能充分去发挥要素价格的竞争力（劳动力、汇率、土地成本和油价等要素价格的低廉特征）优势去争夺更多的外需，以支撑我们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内部流动性过剩和外部被动的政府外汇投资方式，不利于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去承受像当前金融大海啸那样的外部冲击，更不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取得公平有利的利益和风险的分配地位。如今在汇兑中吃了大亏的一些中国企业家都在抱怨：“美国金融危机反而让一直疲软的美元突然之间走得异常坚挺，我们好像真的在被人家任意操纵”。
现在，大家都认为要加强信息沟通，以减少这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危害性。我们也在思考目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和机遇，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模式的同时，还在探讨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拓宽国内市场投融资渠道，建立境外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等各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计划。
最后，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尤其需要关注政府在制度设计、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和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美国政府对其创新环境和精心培育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现在已逐步意识到了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美国的大国发展战略（比如经济全球化战略，货币主导权的扶持战略等）减缓了很多本来应该它自己承担的更多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我们在战略上也要非常重视培育“政府”和“市场”之间“亲和”关系，而从战术上则要巧妙地解决好市场机制中时常出现的“效率”和“稳定”的冲突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