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加剧的“帮凶”。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可能无法改变，世界却应该反思既有经济学的局限。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建立在既有经济学的自私与短见上。全球需要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探索出能够引领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经济学。

　　章玉贵

　　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经济学，目前均处在令世人呼吸急促的十字路口。

　　自从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全球经济衰退，无论是西方国家政府还是由他们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乃至一向左右全球市场的金融机构，似乎集体无策。在诺奖得主最多的美国，大牌经济学家们在汗颜自己无法拥有凯恩斯当年的大智慧之余，唯有选择慎言。克鲁格曼等人对华尔街寡头的批判，只是让世人更进一步认清了这些金融伪君子的本来面目而已。看起来较具世界责任感的斯蒂格利茨、蒙代尔等人尽管想振臂一呼，无奈今日世界金融危机的复杂程度与解决难度远远超过70年前。或许出于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克林顿政府在治理经济上的美好回忆以及对主张变革的奥巴马的诸多期待，有人把拯救世界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即将上台的奥巴马政府身上，但奥巴马不是上帝，也暂不具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略领导能力。要知道，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基本面都遭到了金融海啸的破坏，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不能冀望于局部的变革或者一两个有指标意义的经济与政治事件，它需要系统性的、全球协调一致的战略性举措，而这些举措的出炉不光需要一段时期的酝酿，更需要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集中各国智慧，拿出具体的复兴方案。

　　而从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系来看，今日全球经济面临的窘境，也与一向优越感十足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私与发展停滞密不可分。

　　先得承认，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引领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贡献卓著。特别是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基准。但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尽管看起来很美，也着实在促进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古典均衡理论，本质上是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乌托邦。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论，没有给技术创新和市场不稳定性留下研究空间。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只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排除了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尽管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问题，为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尽管智商超高的克林顿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建立了一套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的克林顿经济学；尽管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这些经济现象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许多成功探索，改变了经济学的一般结论，也因此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与关注焦点，但总体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西方工业与金融资本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以攫取更多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尤其是随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深度应用，部分经济学家以及掌握经济学工具的金融产品设计者为经济学披上了表面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外衣，实则是为一小撮金融寡头服务的理论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诺奖得主默顿?米勒也应对这场全球金融浩劫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

　　另一方面，尽管备受后世尊敬的凯恩斯生前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质疑，并创造性地在非自愿性失业、金融市场的内在性以及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波动与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但凯恩斯未能将这些研究持续推进就已谢世。其弟子们囿于方法论的局限，未能实现凯恩斯的宏愿，即发展出非均衡经济学的一般结论。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殿堂里的寂寞高手后，经济学发展在近十年里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可以说，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加剧的“帮凶”。没有人否定经济学研究需要假设，将充分信息、完全竞争等作为一种理想与参考系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人类毕竟生活在真实经济世界里，世界的非均衡特征从来就不能被抹去。看起来很美的数学模型在人的自私和贪婪面前其实很苍白。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可能无法改变，世界却应该反思既有经济学的局限。

　　特别是经由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人们越发应该检视既有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毕竟，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发达国家亦需要发展，但是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乃至全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建立在既有经济学的自私与短见上。人类既需要有全球责任感与动员能力的政经领袖，也需要胸怀世界的经济学家，更需要胸怀全世界发展的经济学家。全球需要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探索出能够引领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经济学，以笔者之见，不妨把它称作“新主流经济学”。其理论内核既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又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基因，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研究，变积极不干预为适当干预，坚持在“与时俱进”的原则下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学人，理应为此深入研究与探索。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