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8年股市的预测几乎所有的人都错了。从年初次贷风波到次贷危机，再到金融海啸，金融、实业和投资人都在为“活下来”而拼搏。本文作者一年前在《2008年中国股市十大猜想》一文中曾预言，“美国次贷债风波远没有过去，甚至可以讲才刚刚开始”；2008年股市的“震荡、大喜大悲将贯穿全年行情”，应该说不乏亮点。这次我们再请他对2009年A股市场作一个前瞻性分析。
⊙谢荣兴
对2009年股市的基本判断
2009年的股市将是冬天与春天并存，春意浓于严冬；风险与商机同行，商机多于风险；是熊市，期间又呈现出结构性牛市。2009年将是慧眼识股者的天堂。具体而言：上半场将克隆2008年四季度的走势，指数忽上忽下，个股冰火两重天，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弹性和幅度则大为下降；下半场，年末熊尾上翘，底部抬高，波段操作与买入持有并行，投机与投资左右逢缘。就形态而言，既不是V型、U型，也不是L型，我以为是一把“调羮”型伴随小W型。不是宽幅震荡而是窄幅震荡。底部不低，高度不高，去年新低，则是触及而已。以年未为基准，下跌空间与上涨空间比大致为1：3，“调羮”把手的高度要看政策变量。
熊市作为前提的理由是：1、出口下降，内需萎缩，财产缩水，缺失信心；2、金融海啸进一步恶化国际国内实体经济，各类经济数据坏于往年；3、“大小非”解禁量4倍于2008年，成为股市难以承受之重，供求失衡的进一步加剧将“盖帽”所有利多。
结构性牛市的理由是：1、指数下跌七成，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市场“挖坑”终将带来估值优势，虽说有不少人“发誓”不再进入股市，但不敢投资实业的人大大多于不敢投资股市的人；2、不少股票的价格远远低于产业重置成本，PE掉头接盘折价的“大小非”，被小看的所谓“游资”进场，其中不乏产业资本入市；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参股、并购重组，控股权之争案例在2009年更为多姿多态；3、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降息的趋势、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流动性大为充裕，助推股市上升并不意外；4、保增长、促内需。从中央的4万亿投资到地方政府的8万亿甚至18万亿的追加，撇开投资效益，仅分得4万亿、18万亿订单的企业、行业将直接受惠。假如4万亿投资效益发散，那就将锦上添花，将撬动起一轮结构性牛市。
对2009年股市的八大期待
期待一，有条件地向境外自然人开放A股市场（十万美元以内，三年内不得自由兑换）。作为对冲，有条件地开放“港股直通车”和对外投资，同样每户兑换在十万美金以内。当然按时间推延可逐步放宽，现在是资本有条件管制和开放的最佳时机。
期待二，在全流通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新股”实行有限量流通，即上市三年后所有发起人（户）每年可流通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第六年后不受限制（因为真正集中全流通的最佳时机应在资本完全开放时）。对比中投投资“黑石”，4年不能流通，且没有投票权，我们“半年”、“一年”、“三年”全流通似乎有点超前了。
期待三，市场创新，推出优先股。对于增发、整体上市，甚至IPO，采用优先股方式的可优先获准。优先股是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并举，优先股是以固定收益为主要特征的股权融资，具备投资收益较为固定、风险较小，企业没有还本压力（不赚钱也没付息压力）。优先股发行不会增加普通股的供应，对普通股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也是长线资金、社保和保险青睐的极好的品种。金融海啸中的巴菲特就是首选优先股。
期待四，完善保荐人制度，对IPO、增发、配股三年内破发，保荐机构必须承担类“坐市商”责任，以制约股价发行越高越好。何为保荐人？顾名思义：对企业过往已作尽职调查的“担保”，对企业未来三年盈利预测的业绩作“推荐”。建议：三年内破发以发行价买入不低于承销额3至5%、且不低于保荐机构净资产3至5%的股票。凡连续破发半年以上，保荐人应停止半年辅导期资格。保荐机构的类“坐市商”责任总量控制在净资本的20%以内为限。
期待五，实施T+O的股票交易制度。包括中长期的股票抵押融资和T+O的盘中融资。
期待六，继续大幅降息99个基点以上，年存款利率在1.26%以下，则投资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分红率相对存款利率绝对有竞争力，此时把股票当作债券买，当然会有吸引力。2003年笔者在《上证报》主办的研讨会上提出：“砸锅卖铁买宝钢”。熊市中宝钢的股价从4元多涨到9元多，就是因为当时存款利率是1.98%，而宝钢此时的股价实际分红率在6％以上。
期待七，对ST股票股改后，包括其他新老亏损企业，必须保持三年盈利，“大非”才能减持。发起人是“家长”，必须承担信托责任。
期待八，放松管制，启动股市，放宽入市条件。不能只有“股民”往上市公司（银行）注资、充实资本金、摊薄坏账率；控股股东也要向股市注资、回馈股市。央企要带头回购、增持，包括战略性持股和设立平准基金。如果说四万亿投资是基础建设性投资，是民生性投资，那么拉动的是保障型消费和低端消费，而启动股市是“增加财产性收入”扩大消费内需的重要一极，带动的是中高端消费，产业链更为广阔。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