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在全球经济集体跳水的背景下，2008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实属不易。而就政府在危机面前的表现来说，相较欧美部分国家政府的捉襟见肘，已有相当调控经验的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镇定以及保增长的措施与决心无疑值得肯定。
只是应当承认，像中国这样一个GDP已接近4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如果不能建立起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仅仅依靠见招拆招式的调控，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过去30年间，中国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一方面，人为压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尽管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将大量的国外资本吸引到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资冲动与出口的过度增长现象相当严重，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
目前看来，技术落后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其经济规模跨过4万亿美元的门槛后长期徘徊不前的原因，除了在痛苦地消化经济泡沫破灭之苦外，还有就是日本在技术创新上一直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在技术创新上亦步亦趋，始终无法挣脱美国技术标准圈定的框框。而当美国在技术创新上陷于停滞时，日本经济也就缺乏增长动力了。相应地，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经济增长节奏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因此，中国要避免日本式的衰退，就必须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提振内需等方面有真正突破。2009年既是中国经济迎来下一个增长周期的过渡之年，也是中国经济真正开始战略转型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既要保增长，更要战略转型，即：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转变。
首先，政府应该积极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例如，在土地价格改革方面，应该尽快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政府真正退出土地一级、二级市场，致力于规范市场行为、提供信息服务，利用税收和货币政策监控市场交易，以保障土地市场交换的公开、公正、公平，保障土地利用的高效和优化配置。
其次，应加快产业调整，促进产业振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早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产业发展导向上，一方面，要通过严格控制与新型工业化道路背道而驰的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产业发展，抑制对大宗初级商品的过多增量需求，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鼓励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低能耗节能型工业的发展，运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将此前以高能耗、低附加值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工业改造成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运用配套的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热，消除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生成机制。
最后，在善待农民的同时，应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广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预期。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里，农村是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农民与农村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角色，但是广大农民在最终收入分配格局中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扩大内需配套条件之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因此，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各级地方政府应该真正落实中央的一系列惠农措施，通过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产品价格的真正市场化，确保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另外，政府亟需破除阻碍股市健康发展的各种干扰，切实加紧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改善投资者结构，以实质性的救市行动稳定市场信心。如果股市持续低迷，民众的财产性收入不断缩水，扩大内需便可能成为空话。如果政府在检讨股市发展教训的基础上，以建设性的举措提振市场信心，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则中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消费冲动将会迸发出来，由此带来的GD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