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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的代表人物是邓锋、朱敏。有趣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到国内，而且都把目光对准了VC领域。
⊙本报记者 叶勇 朱国栋
初见邓锋，是在中国大饭店，他正被一帮创业者围在走廊里，很专注地回答每个人的问题。高大的身材、灰色的大衣、不太规整的发型，很难让人将其与穿梭在不同会所里的大牌VC们的形象联系起来。然而，一旦坐下来交谈，邓锋那口标准的很少夹带英文单词的普通话、憨厚的笑容、谦和待人的态度，一下子让人拉近了与他的距离。
非典型VC大佬邓锋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VC投资人：他是天生的创业者，几乎踏准了人生道路的每一步。20世纪80、90年代，他在国内创业时，几年就赚到了父母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却为爱情选择出国留学；他在英特尔公司干得如火如荼，股票期权的数量不断翻番，英特尔股票股价也连年暴涨时，邓锋选择了放弃这些，和他的团队一起创办了NETSCREEN，最终以42亿美元的高溢价出售。
2004年后，邓锋离开了硅谷，回到了中国，创办了北极光创投，做起了天使投资人。这位当年的创业英雄，如今成了创业者的导师。他每天早晨在上班路上进行电话会议，到公司后边喝咖啡边处理电子邮件，一天下来都是会，包括本公司的会和已投资和将投资公司的会。尽管工作忙忙碌碌，邓锋却自得其乐，在许多场合，他反复强调，对投资回报率他要求不高，但一定要做个快乐的投资人。
“清华首富”
邓锋在采访中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时总是诚恳地用“运气”来形容。“我觉得我非常运气，不要讲自己有多大本事，其实50%以上是靠运气。我们也许勤奋、努力、聪明，如果没有运气，顶多把公司做到上市，但做到后来价值四十几亿美元是不太可能的。”邓锋认为自己什么都没耽误，“我小时候很幸福，大家不上课我也不上，后来上学也没耽误，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和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中关村一开放，还在学校里的我去创业就挣了不少钱，也没耽误。大家都出国我也出国，也没耽误。硅谷最热的时候我在硅谷创业，也没耽误。9.11之时，我们成功上市，互联网泡沫破灭对我们也无甚影响。后来卖掉，趁着投资热了我又回国做投资。”
对于中学和大学、中关村创业、出国、硅谷创业、回国做风险投资这人生的五重奏，邓锋满足地笑称，“基本上每个点都踩得很准，所以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我还抱怨别人怎么办？”
出国之前，邓锋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我是北京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小当班长，从北京三十五中到实验中学毕业，1981年再到清华。因为家庭迁徙的原因，我小时候也留过级，我读了3次二年级，最后总结出一个道理：骄傲使人进步。因为多个二年级使我相比其他同学有了不少学习上的优势，小孩有一点自信之后感觉就好，感觉好了后学习成绩就好，然后感觉就会越好，然后成绩越好，这是一个正向激励。”
外向的性格和特殊的经历使得邓锋人缘颇广。“我这人上过四个小学，四个中学，四个大学，留过两次级。我在清华有一个记录，跨越几个年级认识的人是最多的，来清华时上到77级，离开清华下到89年入学的都认识，所以到现在人缘都很广。”对于这点，邓锋颇为骄傲。
大学期间，除了参加很多学生工作外，邓锋最得意的就是自己兼职创业的成功。他从三年级起就开始勤工俭学，五年本科加两年硕士的所有生活费，家里总共给了他600块钱，剩下的钱就自己挣。“清华真正的全校性创业大赛1988年开始，当时叫科技作品大赛，我拿了冠军，这是我第一个创业项目。”邓锋回忆。
“读研究生时中关村刚刚起来，我就开始在中关村接项目。我记得当时就在二号楼租了3间房子，一间房子自己住，另外两间房子当实验室，同时招募清华的低年级同学来做，给他们发工资。到1988年时，不少学生在我这里做，每月100块工资，在当时，100块钱已是非常多的钱！当时我父母月工资一个月也不过70多块。”邓锋说，“从那时开始，我每天工作就12至14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到七天，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这可能就是我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990年时，邓锋的每月收入已有七八千元，相当于其全家其他人工资总和的十五倍左右，当时，他有个外号叫“清华首富”。
为爱情出国
谈起出国，邓锋至今仍然觉得有点戏剧性，“到1989年时我已从清华毕业，在中关村做先锋公司总经理助理，20世纪90年时国内有两个比较知名的企业家，一个是TCL的李东生，还有一个是创维的黄宏生，我们当时在一起创过业。当时我已是‘科技个体户’，那时候怀揣两个BP机，是很富有了，觉得国内充满机会，没想过要出国”，邓锋回忆说，“我也没有好好联系出国，我女朋友当时帮我去填了表，我就去签个字，给了我奖学金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但我女朋友要出国我不出，我们就只能吹了，还真是吹了几个星期。后来觉得真是挺有感情，我就把国内的事情都放弃了，然后出国。”
吸引邓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心中燃起的硅谷之火，“85年底，我拿到一本叫《硅谷之火》的书，它把硅谷企业的发展一个个记录下来，从惠普到英特尔到苹果，我记得当时跟朋友借了这本书以后，废寝忘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是它点燃了我心中的创业激情。”邓锋说。
1990年，邓锋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求学。尽管他在国内觉得自己很富有，但是到美国之后才发现自己很穷。邓锋住在美国人家里，一边在餐厅打工，一边帮所住家庭做家务，除草、洗车、修房子、打家具。当然，此外，他也在一些高科技公司做兼职。几个月之后，邓锋与女友结婚，一起转到洛杉矶求学，邓锋去了南加州大学，就读计算机工程专业。
1993年，邓锋来到了英特尔，总共呆了4年，正好是英特尔发展最迅速的几年。当时英特尔在研发笔记本电脑的CPU，邓锋参与了第一个笔记本电脑所用的奔腾1和奔腾2的设计。“我进去时给股票期权，因为在南加大的博士学位只读了一半，我当时是想先请一年假，结果股票一直往上升，就离不开了公司了，这就叫金手铐，把人套里面了。4年之间股票从60美元涨到390多。且英特尔股票期权赠予是指数型的，也就是下一年比上一年翻番地给，到第五年时候赠予量是前四年的总和。”邓锋表示，后来离开英特尔，是要下狠心的。
留学生海外创业最大
1997年，邓锋咬牙放弃了股票期权，丢掉即将到手的钱，离开了英特尔自己创业。邓锋回忆，在英特尔的经历第一大成果就是学习了那里管理的精华——系统和过程的控制，第二就是办绿卡，绿卡办下来以后三个月邓锋就离开了英特尔。邓锋承认，咬牙做出这一决策还是缘于他心中的创业激情以及或多或少的理想主义精神。
出来以后，邓锋和几个清华校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业项目。经过长达半年的研究后，邓锋与柯严、谢青等人共同组建了创业团队。其实，当时的邓锋正面临买房子、生孩子等沉重生活压力，作为要养家糊口的男人，放弃了股票期权的他突然变得很拮据。
不过，邓锋还是义无反顾投入了NETSCREEN的创办。为了吸引天使投资，他们自己先跳了“火坑”——每人投入5万美元，然后去找天使投资，一个星期就拿到近百万美元，三个月之后再融百万美元，后来又找到红杉资本进行风险投资，公司逐步越做越大。2001年，NETSCREEN成为9·11之后第一个上市的美国企业。2003年，该公司以42亿美金被巨额出售给Juniper网络，6年时间，邓锋创造了中国留学生海外创业的最大科技公司。
邓峰坦言，他最自豪的事情有二：其一，尽管创业期间也有很多公司过来挖人，但他带领的团队连续四年半自动离职率小于1%，这在硅谷这个人才流动频繁的地方是不简单的，这也使得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邓峰的公司基本未受影响；其二，全世界最优秀的网络安全技术是中国人创造的，尽管该技术天花板非常高，技术难度非常高，但在这里中国人是做得最好的。
这也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具体方面，比如CEO就是请美国人来做，因为网络安全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牵涉国家安全，Netscreen的客户包括白宫、CIA、FBI和美国军方，还包括华尔街的重要金融机构，尽管公司出卖多年，现在全世界Netscreen的防火墙仍然是世界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虽然是中国人创业的团队，但从做市场来讲外聘美国人对公司发展更有利。但这里也牵涉到团队精神，就是中国人的团队能不能容下外聘高管？这一点，邓峰的公司做到了。
创业过程中，邓锋慢慢从做作技术转到做运营管理，公司做大后，逐渐开始管理公司战略，包括公司并购。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硅谷文化的熏陶下，邓锋已经基本转变成具有硅谷精神和西方现代企业文化观的创业者。
42亿美元高溢价卖公司
作为董事会成员和公司创始人，邓锋的责任关键还在于建立公司文化。一方面，邓锋吸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帮助，尽管稀释了创业团队的股份，但却成就了一个更大的公司。另一方面，虽然技术由中国人掌握，邓锋带领清华人创业团队创办的Netscreen公司更像是一个联合国，里面有澳大利亚、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多国人，尽管文化多元，但却协调工作，才把公司做成世界最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公司。邓锋坚持认为，硅谷里的公司要有开放的包容的文化，如果中国人团队自我封闭，则很难做成大事。
很多中国企业家无法理解邓锋卖公司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卖公司就像卖自己亲生儿子一样难受。“其实我卖公司也难受，对一手创办的公司是有感情的”，邓锋坦言，“但是要对自己的股东和员工负责，必须要为他们考虑，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卖企业不是因为企业不好，而是在最高点卖的，对方给我们的出价比股票市值高出60%。不能说公司专属于你，这就是硅谷的企业文化，在这里，分享很重要。”
在企业管理上，邓锋坚持认为，“要分权制衡，企业家不要什么决定都自己做，公司是一群人做的，不是一个人做的，必须给别人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这一点我希望中国企业家能够意识到。”
邓锋队企业文化有独到见解：不是一个概念或者产品就造就一个企业家，企业家要关怀人，企业文化是围绕人来的，要建造文化、组织、体系，把这些人放在一起，让他们最有效运转，没有内耗，让大家的能力百分之三百地发挥出来。
“尽管我们当时创业团队很小，但是每个人都很强，爆发力很大，没有内耗，指哪儿打哪儿，与竞争对手对抗时对外压强很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面文化起到很大作用。”他说，“我一直讲，企业家讲社会责任感，不是捐钱，而是怎么善待自己的员工、股东、客户、上游厂商，其实这些才是体现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地方。这些西方现代的企业管理理念其实我们的企业家并没有真正学过来。”
做最快乐的VC
2004年，邓锋回国后，创办了北极光创投，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在VC圈内，普遍认为邓锋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儿的企业家和投资家。
邓锋表示，他对北极光团队其实要求不多，首先大家要enjoy（享受工作），其次要有狼一般的斗志，最后要有团队精神，“虽然每个行业不一样，但是共通的是，要做到三个人群满意：客户满意、员工满意、投资人满意，这是一个和谐的满意。在VC这里，企业家是客户，LP是投资人，我们要做最快乐的VC，而不一定是最赚钱的VC，而只有以上三者都满意了我才可能快乐。”
由于创业时受VC恩惠，邓锋现在也会想到反哺别人，但他强调，VC不是恩赐，做投资永远是辅助性角色，企业是企业家的，VC不能喧宾夺主。
邓锋说，北极光最想干的事情，不是赚最多的钱，做风投的成功在于你的名字与一个伟大的企业联系在一起，能不能培养一个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公司和中国企业家。如果一个VC一辈子只投资了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你也是最好的VC。而这似乎是现在的邓锋的下一个伟大梦想。
邓锋追求快乐还表现在对慈善事业的热衷上。作为清华企业家协会创始会长，从1997年到现在，他一直坚持回馈母校。在清华，他除了捐钱外，5年来每年都有100个学生被邓锋赞助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开拓眼界，邓锋准备再做10年。此外，邓锋赞助清华的主要学生干部一起生活10天，包括去中国最困难地方和国外很好的地方去体验，以拥有全球视野。他还正在和其他VC一起把全美国前7所商学院的同学请到中国做冬令营，今年就有50个，与中国企业家、风投座谈，了解中国情况，为他们回中国发展铺平道路。除此之外，邓锋还做了不少为贫困地区捐建学校一类的事。
对于做慈善，邓锋有自己的原则：首先是做针对人本身的事，而不是捐桥盖楼，其次是，做慈善不要等到七老八十才来做，不是光出钱，要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帮助对象，第三，持续不断地做，着重自己力所能及的几个点，深入做10年20年，效果才好。至于为什么要做慈善事业，邓锋的理由很简单，“我做慈善的动机很简单，就是‘高兴’，让自己有愉悦感，提高人生价值，其实最受益的还是自己。贡献自己的才智和财富让别人受益，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他说
让我自豪的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网络安全技术是中国人创造的。
公司要分权制衡，企业家不要什么决定都自己做，公司是一群人做的，不是一个人做的，必须给别人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我希望中国企业家能够意识到。
我要做最快乐的VC ，而不一定是最赚钱的。
投资时团队很重要，要看团队核心人物的价值观。请他和他太太吃顿饭，他和团队一起来，看他与团队之间如何交流，问他一些敏感的、带刺激性的问题，你看他怎么回答，如果他马上跳起来，这说明胸怀太狭窄。还要看他与团队分享的理念，团队争权夺利的一定不能投。许多细节也很重要，看他办公室多大，他的员工办公室多大，看他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
骄傲使人进步，这是一个正向激励。
人的成功或失败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我可能选择了在事业上比别人做得多一些，但在家庭和孩子上，我就比较惭愧。有些朋友是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我觉得他们比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