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近日表示，对于国有企业在A股市场上的增持、减持行为，市场显得十分敏感。国资委已经加强了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流转的动态监管。而在对待“大非”这一问题上，国资委绝对会从维护资本市场大局出发，加强监管。加强监管的态度值得提倡，而监管措施可以更为有效与具体一些，不妨借鉴一下国外市场的做法。

　　国际成熟市场上对所有大的股东市场行为都是有限制的。哪怕在股市中抛售一股股票，都要事先公告，而不是事后公告。我们期待“大非”如果选择卖，一定要事先公告。当然，在海外成熟市场，上市公司大股东一般不会通过二级市场卖出股票来套利，而是将股票作为并购手段，通过换股等方式实现收购兼并，从而做大做强企业。即使上市公司大股东要退出，一般也是通过大宗交易转让给其他大股东或中介机构，很少直接在二级市场卖给普通投资者。因为，如果大股东直接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将会产生很大冲击，造成股价大跌。这样做不仅卖不了好价钱，甚至有可能卖不出去。

　　从海外这些市场制度设计中可以看出，制度“逼迫”大股东当“好人”，要想卖股票，先公告，先告诉中小投资者，如果卖得多，一是价格会很低，二是可能卖不出去。大股东若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抛售，很可能遭遇市场的惩罚；而如果承担起责任，多考虑长远发展和市场投资人的利益，则无论是回购还是收购兼并，则会获得市场的奖励，让公司市值增加，从而正面影响公司的价值，让大股东、证券市场和中小投资者三方获得利益。

　　要想让“大非”选择多承担社会责任，还要引入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市值管理这个概念在成熟市场已是企业自觉行为，因为市值是企业的重要评估价格，是市场对企业的定价。上市公司大股东在认为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被低估时，往往会增持公司股票，或者上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维护公司股价有很大动力，因为如果公司股票市值过低，就有被收购兼并的风险。比如，在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收购价格高达每股156.5港元，这就是以其二级市场股价为定价基础的。

　　当然，国内一些优秀上市公司在“大非”问题上已经选择了为责任而战。比如，三一重工，美的电器等等。《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曾这样概括德鲁克：企业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从德鲁克的理论中找到答案。而对这个问题最根本和直接的答案，就是企业的使命和责任。当我们的“大非”选择了为企业的使命和责任而战的时候，就已与胜利之神为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