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部某官员近日一句今年不能再减税了，减税是个馊主意的话，惹起了众议。人说话都考虑自身利益，财政部官员自然也不能免俗。为什么财政部官员对减税的建议反应如此激烈？
财政支出有极大的惯性，2008年支出了哪些项目，2009年还得继续支出，一样也不能少。现在是金融危机发酵期，整个2009年大概都是如此。除了常规性支出，各种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支出大大增加，而经济急速下滑、国有企业利润下降、民营企业破产倒闭等决定了财政收入增加将十分有限，2009年税收收入增幅预计只有8%。不减税，财政部门尚且精打细算，再减税，财政部门可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有人强调，税已减得差不多了，增值税改革将使财政减收2000多亿元，这是让利于企业。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原来的增值税，并非真正意义的增值税，转型不过是把本不该交的税免掉，谈不上让利，而且来得还有点迟，因为增值税转型已经讨论15年了。况且，这次的转型也不彻底，将来还需要再转型。所以，这不是减税。
可是，民众的视角与财政官员不同，结论自然也迥异。
从理论上说，减税是增加总需求的最重要和最有效手段，是应付经济衰退的不二法门，这用不着讨论，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最新的例子。可是没听说他们的财政部门因此就抱怨减税是个馊主意。该减还得减。
官员是从“本来如此”的角度，民众则是从“应该如何”的角度看减税的，而后者才是正确的思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支定收缺乏标准。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推行了15年，市场经济框架已大致成型，但以真正意义的公共财政为目标来对照，中国的财政改革其实仅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至今，中国的财政支出还是一个大杂烩，除了必需的公共物品外，还存在大量的私人物品，所以，虽然近年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率都在20%以上，财政部门仍觉钱不够花，因为公共物品是有界限的，私人物品却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稍微紧一点，就感到难受，如果再减税，就简直雪上加霜了。
分歧在于，财政部门仅仅考虑如何找钱，公众则考虑自己交税是否太多，而回报是否又太少。
为了保证财政的公共性质，财政收支计划，即预算必须经过民主程序。预算讨论是人大会的核心议题，只有充分讨论，才能保证预算的科学和准确。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本来预算应该是详尽的，每一笔收入和每一项支出，都应清楚列明，并把计算的依据告诉审议预算的人大代表。可是从事后公布的情况看，预算方案相当粗略，只包括一部分收入和支出项目，甚至只是一种增量预算，即仅仅说明某项预算比上年增加了多少，具体数字究竟为何，还得往前查找。问题是，以前年度的计划，都不一定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以后年度的数字不是离正确方向越来越远么？
要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寻找公众和官方之间的均衡，必须从改进预算制度着手，如建立零基预算，给代表们足够的讨论时间和充分的信息等。这样，公众的抱怨会减少，应该交多少钱心里明白，财政部门的委屈也会减少，不用再千万百计找钱。
近几年，公平地说，财政部门也在努力，细看每年的预算报告，没有一年不说要增加各种民生和基本公共物品支出，这说明，我们知晓财政支出有结构性缺陷，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的改进只是边边角角式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每年多达几千亿元的吃喝费、公车支出和出国旅游花费，之所以不能根本解决，是因为这些名目的花费都是经过预算批准的，要根本解决，只能修改预算。而釜底抽薪之计，则是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名目，比如招待费。
只要预算能改革为真正意义上的预算，根本用不着每年强调财政将为民生增加多少开支，财政本来就是为民生而设，而财政支出的浪费将师出无名。
再说收入，按照国际口径，政府拿到的收入都属财政收入，而按中国惯例，只有预算收入才称为财政收入。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大约9万多亿元，这是预算内的，不包括预算外这一块收入不亚于预算内的部分，更不包括国有企业利润，去年国企利润是1.5万亿元。除了这些，地方政府还有各种名目的收入。全国2008年的GDP大约是28万亿元，如果除去约5万亿元的折旧，政府集中的收入差不多占国内生产净值（GDP减去折旧）的一半。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比例大致为25%，在这些国家，财政肩负社会保障的重任，社保支出是其财政支出的大头，如果没有社保支出，总体税负还可下降至少三分之一。而我们财政的社会保障严重缺位，可如此高的财政收入，仍嫌少，真是匪夷所思。
既然财政收入有大力压缩的空间，而财政支出更有结构性减少的要求，则大幅度减税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加之，在公众收入预期下降的时候，通过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对拉动消费比之财政投资更有效果，所以，减税是个好主意，接下来的事是，如何进行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