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近日，西方某些学者和政客在媒体上抛出言论，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并声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究竟如何看待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如何看待“中国责任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言论？新华社记者16日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美多重失误导致金融危机
新华社记者：从雷曼兄弟破产算起，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已有５个月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张健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现在进行全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从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问题无疑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
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只关注了其国内问题，忽视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最终酿成此次危机。２０００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刺激经济，美联储１３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直至２００３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６月的历史最低点１％，并将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就财政政策而言，２００１年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使原本已经过度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另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美国政府开支及赤字不断扩大。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扩大。资产价格过高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直至危机爆发。
从微观层面和监管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暴露出的问题更为突出。
一是以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许多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些机构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二是创新过度导致金融风险扩大化。正常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分散金融风险，但过度的衍生加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了金融机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风险不仅没有分散掉，反而被放大许多。评级机构没有真正承担起金融市场“看门狗”的责任，不仅因利益关系产生一定的道德风险，其顺周期的评级结果还与“盯市”的会计准则一起，共同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积聚，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破灭。
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重大的缺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的理性，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监管手段的不足又导致在问题发生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中国责任论”荒谬之极
新华社记者：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把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主要归咎于中国等国的高储蓄率，应怎么看待“中国责任论”这样的观点？
张健华：这种观点是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属于“强盗逻辑”。此次金融危机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爆发的。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似乎和全球贸易失衡存在着某种关联。但刚才我们谈过，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如果将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顺差国，显然是推卸责任，也立不住脚。
美国低储蓄、高逆差是其长期以来的政策选择和消费习惯造成的，中国的高储蓄、高顺差不是美国低储蓄、高逆差的原因。从时间上来看，中国高顺差与美国低储蓄的出现存在明显的时期差异，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实际上，在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之前美国高消费的习惯就早已养成。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１９３３年甚至降至历史最低点－１．５％。美国新一轮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从１９８４年就开始了，到１９９９年就已降至２％左右的水平，并维持了长达６年之久，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均低于１％。美国的贸易赤字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已历经近３０年，同期财政收支除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也就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之外也均为赤字，这些都不是近些年特有的现象。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在２００３年之后才开始大幅增加。显然，认为中国的高顺差导致美国高消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加强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这是这些国家吸取１０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的措施，其实也是此前ＩＭ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给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在ＩＭＦ给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亚洲国家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际储备。
１０年来，亚洲国家尤其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国家吸取教训，增加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现在却又被西方国家的某些人看成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其论调明显自相矛盾。
我个人认为，“中国责任论”的说法除了是为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及监管不力开脱外，恐怕也是为这些国家今后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对中国进一步施压寻找借口。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予以澄清，否则将不利于全球加强国际合作，不利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