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衰退，外需急剧下降，扩大内需成为国家的经济战略，保8%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上升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如何才能迅速扩大内需？坊间的讨论和现行的政策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思路：一是投资驱动，“四万亿”投资计划重点指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工程投资；二是结构升级，如周小川行长在《财经》年会上所讲通过金融现代化支持产品和工艺的升级换代；三是消费拉动，如补贴、减税、送红包、稳定股市房市的政策以及试点中的“家电下乡”等等。

　　如果把外需的急剧下降分解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周期性的，可以预期在世界经济下滑一两年触底后会逐渐恢复；其二是结构性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产业链已经整体收缩并调整区位；其三是长期性的，也许需要至少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再度出现。所以从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看，扩大内需不是一个短期的经济政策，而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发展战略。扩大内需的三种思路代表了思考问题的不同时段：消费拉动关注的是今明两年，投资驱动关注的是未来3-5年，而结构升级关注的是未来5-10年甚至更久。

　　全球金融海啸的源头是美国的次级债危机，而美国的次级债是金融业帮助美国的低收入群体住进了他们不应该住的房子，选择了高消费和高举债的生活方式。美国的高负债驱动高消费通过中美贸易转化为中国的高生产驱动高出口。当美国的过度消费突然萎缩了，中国的过剩产能浮出水面，如何消化这些已经存在的过剩产能就成为当前决策的关键，就业压力和增长速度不过是问题的表象。

　　把原先出口到海外的产品转变为“出口”到本土市场，这种出口转内销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也需要有一种软着陆的过渡方式，因为市场机制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过渡。问题就成为如何完成从外需驱动到内需驱动的过渡：是让政府在短期内通过政策调整完成过渡后再退出？还是让市场在较长时间内通过淘汰机制完成过渡？如果以为这是中国特色的政策选择，那就不了解历史了。这正是1929-33年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选择：胡佛总统选择了市场，罗斯福总统选择了“新政”。差别在于：当时的美国经济是从内需驱动到外需驱动的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的巨大外需帮助罗斯福总统完成了“新政”。

　　1933年的美国，内需急剧萎缩，市场突然失效，政策和外需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两大驱动力。罗斯福的“新政”使美国在政治上从保守转向开放，在经济上从内需驱动转为外需驱动，一举奠定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基础，并在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比较世界经济的2009年和1933年，至少会再把扩大内需看作是一个短期的政策选择，这是在选择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三种思路：投资驱动的思路要回答产业链的基础设施如何构建；结构升级的思路要回答如何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消费拉动的思路要回答中国城乡的主流消费方式如何调整。三者共同提出了下一阶段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因为，按照内需和外需的驱动方式看，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需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国际化和工业化，而内需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化和城市化。如果延续过去的轨迹扩大内需，那就是要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启动市场化的大规模“造镇”运动。而这种扩大内需的爆发力要达到二次大战对美国经济所产生的作用，我们准备好了吗？

　　从消费的行为主体来划分中国本土的内需驱动力，必然要面对三大消费主体：政府机构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乡村居民消费。在这三个主体中间，哪一个消费行为主体更具成长性呢？答案显然是城镇居民消费。根据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为17.9%，到2007年底已经达到44.9%，城镇化以年平均接近1%的速度上升。如果以此衡量中国经济的内需增长，那么今后的城镇化是让村里人就地城市化？还是让沿海的超级大城市一环一环继续扩张？

　　是外向型的国际化还是内向型的城镇化？在没有明确未来经济模式的前提下，与其一味盲目拉动内需，还不如把选择未来的权利交给市场，在较长时间的痛苦中接受市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