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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 南水北调带动旅游热
⊙本报记者 李雁争
原打算在老家河南南阳过年的大学生小王，这个春节过得一点也不轻松。春节期间，从北京来南阳旅游的亲戚一批接一批，他不得不客串了一把导游。
自从国务院去年年底确定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南水北调工程也应声提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南阳调水，经河南、河北到北京。随着工程筹备和推进，南阳在北京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春节期间，小王在北京的远方亲戚也踏上了前往南阳的旅程。
南水北调的启动使得出入南阳的交通更加便利。几年前，往返南阳和北京只有过路的列车，两地间也无航班，而现在，两地间不仅已经有了专列，航班也是几乎每天都有。
最为重要的是，为搞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建设，南阳市大力实施“碧水蓝天”工程。在为京津送去一湖清水的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自身生态环境的改善，南阳成为中国少有的“水城”。
“过去，南阳市区还有火电厂，空气特别差。阳光好的时候不敢晒被子；走在路上还一定要戴眼镜，否则一定会有灰尘吹到眼睛里。现在的空气，比北京的空气好多了吧。”在客串导游时，小王自豪地说。
“南阳水量极为丰富。主要有两大水源，一个是淮河，南阳是淮河发源地；一个是长江水系的汉江，丹江口水库是汉江的支流，在入口处建立了亚洲第一大水库，就是这个水库的水会送往北京，再过几年，你们就能喝上南阳的水了。”
“想不到丹江水这么浩瀚、清澈，想不到这里的人文、山水景观这么迷人！等我退休了，也到这里买一套房子养老。”在丹江口水库游览时，小王的一个亲戚这样感叹。
可是这个计划已经晚了一步，为了保护丹江水库的水质，有关部门已经不允许在附近再建设新的住宅项目。也就是说，“有钱也买不到水库边的房子了。”
春节黄金周过后，亲戚们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到了北京。但是原本计划在北京找工作的小王却有了新的想法，既然南阳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为什么不留在南阳，做一个专业的导游呢？
江西 返乡农民工重操旧业
⊙本报记者 吴婷
在广东呆了近10年的小东，今年过年时收拾所有家当回到了江西，这次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开着他那辆帕萨特汽车回家，而是挤了13个小时的火车。
小东高中毕业就去了号称淘金地的深圳，成了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之一，靠着做微型电子元件发了家，在深圳著名的华强北拥有十平方米的一个小商铺，就是这个小商铺，给他带来了百万身家，他也曾经是邻里羡慕的对象。
但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失去了自己的小商铺和车，积压在库里的一批存货销售无门，他被迫变卖了一切用来偿还银行债务，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家乡。
鼎盛时期，小东曾经把农村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都叫去商铺做帮手，因此，他也并不是一个人回家。
小东恰好是记者的邻居，原以为对于蜗居江西一隅的一个小县城来说，金融危机只是遥远的一个符号，但春节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实体经济的寒意已不只停留在沿海城市。
因为经济相对不发达，江西外出务工和做生意的人特别多，外出的人大部分都走向这样几个地方：广东沿海地区，浙江义乌、温州一带以及新疆。而这次金融危机对沿海外向型企业的致命打击，使得很多同乡不得不回到了家中。
除了像小东这样破产的小老板之外，还有更多农民工从广东一带回到家乡。
小东的亲戚回到农村之后，种田的继续种田，卖菜的继续卖菜，而呆在县城的小东想着凭自己的技术在工厂里找一份工作。
但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县城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以及现有企业的生存，显然已经变得更为艰难。县城工业园区的副主任告诉记者，县城的工业主要包括有色金属加工、眼镜生产等几个方面，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下跌，有色加工企业损失惨重，再加上下游企业效益降低导致需求不足，上下夹击之下，一些企业苦不堪言。
小东在县城一个有色加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只做了一个星期，该厂就因为销路打不开，资金链断裂，不得不裁减了整个车间共800名工人，包括刚进厂的小东。
苏北沿海 蜂蜜厂董事长的自信
⊙本报记者 李丹丹
记者的老家位于江苏北部沿海，这里除了盛产海产品，还遍布着多如牛毛的出口加工小厂。过年聚会，酒席间不免谈及当地出口企业的情况，总的来说，坏消息不少，好消息寥寥。不过，有一位亲戚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蜂蜜厂一直在生产出口产品，效益还不错，这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出口“寒流”袭来，为何这家比较“抗冻”？
大年初四，阴雨绵绵。记者便在亲戚的指引下来到这家位于县城开发区的蜂蜜厂——五六间白色厂房齐整地坐落在道路两旁，空气里弥漫着蜂蜜的甜味。
老林是蜂蜜厂的董事长，五十岁开外，白净瘦弱。办公桌上摆着一张2005年的出口分析剪报，上面的褶痕显示这张纸已经被看了很多遍，工厂每年的生产经营情况都被整齐地归纳装订好，摆在书橱里。
据老林介绍，他们厂2008年出口1万多吨蜂产品，价值1500多万美元，差不多有一半的产品是销往欧洲。
“蜂蜜属于农产品，出口的限制应该挺多的吧？”面对记者的提问，老林颇自豪地回答：“质量是我一手抓的，我们建立了完善的企业溯源体系，产品通过了欧盟委员会‘中国农产品和动物源性食品残留监控体系’的评审。”老林嘴里说出了很多记者不熟悉的专业词汇。“总之一句话，质量过硬才是根本。”
老林表示，工厂的效益一直是不错的，但从去年11月开始出口也明显减少，现在仓库里尚有百余吨库存，“出口的价格也降了，一吨降了300美元，损失显而易见。而且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厂商货款收不回，以前都说欧洲人最讲信用了，现在他们变穷了，都一样。”
“我觉得蜂蜜出口要到下半年才会好转。主要看欧洲那边对产品的需求情况，毕竟那是我们的大户。”老林对出口的看法透着乐观和自信，“出口这事儿，冷暖自知，欧洲的情况不好我们就开拓新的市场。这不，下周要去印尼谈合同。”
几天后，记者接到老林的电话，他告诉记者，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他们蜂蜜厂的出口额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七分之一。
鄂东农村 “挣了钱盖楼”仍是硬道理
⊙本报记者 叶勇
寒冬腊月里鄂东故乡冷意彻骨，但这丝毫阻挡不住过年的热闹气氛。一位农民戏称：“农民工在外一年省吃俭用挣的钱一半要花在过年里。”不论农民在外打工挣了多少，年一定要过得热闹、丰盛！
现如今，在丘陵地带的鄂东地区，以一个两千多人的村子为例，由于人均土地面积较少，有近千名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打工。这些农民工赖以维生的工作多数是泥瓦匠、木匠、漆匠、装修工、机械和模具工人、制衣厂工人、建筑工地小工等等。
十年之前还被侍弄得很“漂亮”的农村田地，现在大部分已经明显荒芜；过去过年时节的田地上必定是大片大片绿油油的油菜，而这两年春节回去只能看到旷野中零零落落的油菜地。尽管中央惠农政策频出，但对于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来说，这些年当然是选择去都市打工才能挣得更多。于是乎，在鄂东农民的经济链条的第一环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出外务工，粗略计算，当地每个青壮年劳动力2008年净收入平均在两万元左右，这样算来，一个近千人出外打工的村子，一年能够挣进来两千万元左右的收入，而农业生产则明显失宠，在经济链条中退居边缘。
打工挣的钱都消费在了何处？根据记者了解，在鄂东农村，“挣了钱盖楼”似乎已成一条定理，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盖楼潮”之后，第二次“盖楼潮”又在农村80后这一代兴起，不同的是，上次都是盖两层，这次基本都是三层到四层，屋内装修也更加追求与城市看齐。许多家庭积累五六年的打工收入才能盖起楼，并要继续挣更多的钱来装修。盖楼花去了收入的大部分，除此之外，他们会拿出一部分来购置家电、摩托车等。
对鄂东地区的农民来说，没有一栋像样的楼房是难以找到对象的，“有新楼”似乎已成当地女方孩愿意结婚的前提。另外，很多农民也没有胆识用辛苦钱冒险创业，“盖楼”这个固定资产投资更牢靠。
一栋装修尚可的新楼花费近15万元，“盖楼潮”拉动了当地水泥、砖瓦、钢材、木材的消费。这两年一个村子每年盖房平均超过60栋，正因如此，农村建材价格一直比较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