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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创业投资公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守仁:创投老人晚来的事业高峰
    王守仁:
    中国的创业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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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创业投资公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守仁:创投老人晚来的事业高峰
    2009年02月05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朱国栋
      

      了解王守仁的人,都会被他的敏锐洞察力所折服。

      早在1984年,他就对香港股市充满兴趣,并认定股份制改革迟早会在内地发生;早在1987年,在绝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MBA是何物时,他就建议深圳大学开设工商管理学院,开展MBA教育,这一建议尽管没有被采纳,但后来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商学院、管理学院证明了王守仁的先见之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守仁就觉察到高新技术的发展方向,他深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对现代工业的极端重要性,力主引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4英寸芯片生产线……

      但王守仁坦诚,自己算不上很幸运的人。改革开放初入学的中国人大经济学研究生,许多都已成就显著,有一些已

      成为国家部委、地方省市的主要领导。王守仁同学7人中成就最大的是国务委员马凯。1983年到深圳后,王守仁也曾有数次迎来事业高峰的机会,但无奈的是当时命运没有垂青。就连他花费大量心血,就差有关领导最后拍板的4英寸芯片生产线,也因为深圳市政府担心风险而没有上马……

      但王守仁又是个知足的人。尽管事业高峰来得有些晚,但王守仁对自己能在1999年加盟深创投并担任深圳创投公会秘书长这一决策颇为满意。作为深圳数百家创投企业的大管家,在全力推动我国创业投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的同时,王守仁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创业板早日推出的积极鼓吹者与推动者。让王守仁欣慰的是,创业板推出的日子终于越来越近……

      ⊙本报记者 朱国栋

      

      2007年底至今,参加大小会议、论坛,接受采访,撰写理论文章,王守仁几乎没一天空闲。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守仁的身份——深圳创投公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对创投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深圳是中国本土创投业中心,深圳的创投机构管理着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本土创投资金。而深圳创投公会的会员单位就有250多家,管理着600亿以上的资金。已投资2000多个项目,其中有100多家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

      年已67岁的王守仁人生经历十分丰富,他出生于山西太行山区贫困农家,靠政府助学金读完了中小学和大学。1962年因1分之差没考上北大经济系,而转读山西大学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王守仁又在长治地委、山西省委从事政策研究工作。文革结束后,王守仁还当了两年公社主任。1979年,王守仁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专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82年毕业后,王守仁在当时的煤炭部工作。1983年,王守仁又和人大教授一起来到了深圳,参与筹建深圳大学,并担任了特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之后就一直工作在深圳改革开放最前线……

      

      从公社主任到人民大学研究生

      王守仁是山西长治人,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和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民家庭一样,王守仁家里也不宽裕。从高等小学到高中,乃至后来的大学,王守仁都是靠助学金读书。“靠助学金读书的经历,让我在读中学时就打定了两条主意,一是报效国家,二是孝顺父母。”王守仁坦诚,因为家境贫困,他从小就学会了感恩。

      从高小到高中,王守仁的学习成绩都十分优异,1962年参加高考,他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之所以打定主意学经济,王守仁坦诚纯属偶然:“我读高中时,当时正值中苏论战,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专家,那时我们年轻人很不服气。当时有个老师教我们政治经济学,我从他的课上学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大意是‘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要在经济学里找原因’,学到这句话后,我就想一门心思想学经济学。”但王守仁没有如愿,他以1分之差没有考上北大,最后读的是山西大学教育系。

      大学毕业后,王守仁先后到山西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工作。到1977年底,山西省为了培养年轻干部,王守仁又到太原郊区的一个山区公社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主任。尽管职位不高,但王守仁还是干得兢兢业业,平时吃住几乎都在田头,在他的带领下,这个连温饱都难解决的公社,1年多后就一跃成为先进公社。

      王守仁并没在农村工作太长时间。1978年,王守仁的同学考到了中科院电子研究所读研究生。1979年春节期间,这位同学到王守仁家里拜年时,动员他考研究生。王守仁读经济学报国的梦又重燃了,在当时山西省委领导的支持下,王守仁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考上人大经济系后,王守仁十分兴奋,他发现该专业的导师都是名教授。宋涛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政治经济学领域最为著名的教授之一,卫新华、吴树青、徐禾等教授也已是国内一流。“当时我们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边研究经济改革,特别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按劳分配问题。”回忆起那段时光,王守仁至今仍觉得幸福。

      1982年,王守仁从人大毕业后,分配到了当时的国家煤炭部劳资司,搞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劳动领域的改革。当时的王守仁,已离开山西5年多,家属的工作调动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妻子和3个孩子都还在太原。改革开放初期的就业岗位几乎都靠国家分配,要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意味着王守仁必须离开北京。

      正在此时,深圳正在筹建深圳大学,人大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也参与其中并担任深圳大学副校长,希望王守仁跟他一起去,保证解决家属的就业问题。在这样的承诺下,王守仁离开了北京,来到深圳大学特区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助理,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4英寸芯片生产线引进流产之痛

      担任特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后,王守仁就全心投入到特区经济改革的研究与探索中。但这期间,王守仁的一次香港之旅彻底改变了之后的人生历程。

      1984年6月,王守仁和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官员一起,参加一个到香港为期两个月的学习考察班,考察了香港的加工制造、商贸地产、旅游、港口码头、机场、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等许多部门与领域,王守仁回忆这次考察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但给王守仁印象最深的还是香港通过发行股票募集社会资金,建设海底隧道,王守仁第一感受到证券市场的力量,这次经历也为王守仁之后参与深圳资本市场建设埋下了伏笔。

      香港之行后,王守仁回到深圳,被聘为市政府决策顾问,参与了市政府许多重大决策,其中包括深圳市当时最难解决的一线和二线关系问题,深圳福田保税区筹划,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跨国经营等,深圳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深圳柜台交易市场的创办等等。

      1989年,一直鼓吹中国企业要跨国、跨区域经营的王守仁被马福元看中,到赛格集团担任研究室主任兼信息公司经理。“我在赛格集团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推进赛格集团的整体上市,这件事最后失败了;另外就是引进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4英寸芯片生产线,这个项目最终也失败了。”王守仁对于没有做成功这两件事至今仍耿耿于怀。

      据王守仁介绍,当时广东电子工业已很发达,每年要用掉全国一半以上的专业芯片,因此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市场很广阔。而当时亚洲除了日本有完整的生产线外,就中国台湾有一条代工线、新加坡有一条封装线。如果当时这条生产线能引进,技术水准就是世界先进、亚洲领先。

      “当时的4英寸芯片技术还是世界最先进的,当时有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欧美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高科技产品与技术,而芯片是IT技术的核心,当然也在严格控制之列。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以香港为窗口,通过在香港拿地建厂的方式规避这个限制,当时的港英当局也很支持我们,就给了我们一块地,准备作为芯片生产线核心工艺的生产基地。当时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德克萨斯仪器公司也愿意与我们一起建生产线。这个项目报到中央后,国家计委也很支持,还专门开了会议,不久后就立项通过。但深圳市政府因为觉得该项目风险太大,迟迟没上马,最后香港的土地因为闲置而被港英当局收回了。”王守仁回忆起来,还是很痛心。

      “当时这个项目我们确实已考虑得很周全,我们甚至想到了在硅谷、深圳和北京设立3个设计公司了!”王守仁表示,后来亚洲芯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但在赛格集团打算引进该项目时,现在台湾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和联电还没有引进正式的生产线。如果当时该项目上马的话,目前亚洲最大的芯片生产基地有可能不是台湾,而是深圳了。“2002年,我到台湾考察时和台湾经济界的人士说起了这件事,他们非常震惊。”王守仁表示,当时的大好时机白白让溜走,失去的是一个产值高达数百亿美元的产业链。

      

      守住创投业坎坷10年

      在赛格集团争取芯片项目失败后,王守仁于1994年南下香港,担任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香港集团公司总经济师。熟悉了股权投资的运作流程后,1999年,王守仁回到深圳,参与深圳创新投的筹建,并担任该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的秘书长,当时担任深创投总经理的是阚治东。

      深创投的创办和当时酝酿创业板开设有关。2000年10月的深圳高交会上,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这份文件要求创投机构成立具有行业自律功能的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并赋予创投公会相当大的职权。政府还要求在工商局注册的创投机构都必须到创投公会登记。期间,王守仁兼任创投公会秘书长,负责创投公会的筹建和运作。2004年8月,退休后的王守仁就担任该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但深圳发展创业投资业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2000年前后是创投业的第一波高潮:“2000年创投公会成立的当年,就有50多家创投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入会”。王守仁回忆说,到2002年,共有入会企业140-150家,其中创投公司达到70到80家。

      但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股指下跌80%,一年之内2000多家高科技公司退市。

      创业板出台遥遥无期,缺少退出通道,深圳的许多创投在第一批钱烧出去后迟迟无法变现,一些小型创投公司倒闭,转行到二级市场搏杀的也不计其数。到2004年,在深圳有经营活动的创投机构只剩下50家,管理资本总额不过100多亿元。

      尽管日子并不好过,但王守仁和创投公会还是坚持了下来。随着04年中小板的开设和05年下半年开始的一波大牛市,深圳的创业投资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

      根据王守仁的统计,截至2008年,仅在深圳创投公会登记的创投企业就有250多家,管理着600多亿的资金。除此之外,深圳还有自然人在区工商局登记的创投企业、集团公司独资的创投企业等数百家。

      “创业板推出后,我想创业投资还会有一波发展高潮,然后就转入正常平稳发展轨道。”王守仁的目光已投向了创业板推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