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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似乎已成为各界对2009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IMF日前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至0.5%，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2008年集中爆发并迅速蔓延的金融危机，已经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的深渊，时至2009年，危机仍未见好转迹象，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
今日，我们担心持续调整的实体经济是否又将反作用于伤痕累累的金融业，从而进一步加剧金融危机的升级。中国经济又能否在全球经济深幅调整的形势下，独树一帜？我国金融业又如何在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织下安全前行？
争辩信贷反周期之虞
只要信贷投放在符合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领域，银行回收信贷和获得收益也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投入，效果就是相反的
上海证券报：当前，为缓解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刺激经济增长，而银行业也积极加大信贷投放。但有观点认为，我国银行信贷投放的反经济周期特征，可能蕴含更大的风险，不利于金融业的安全。您认为，我国银行业信贷投放的此特征将对银行资产质量产生何种影响？
郭世坤：银行业确实有顺经济周期的特征。经济加速时期，贷款需求更多，银行放贷也就多；经济下滑，需求减少，银行贷款减少。但不能说，逆周期对银行影响大，顺周期影响就不大。顺周期有顺周期的风险，而且顺周期风险非常明显，经济加速时，放过多的贷款，可能就会形成经济下滑时的不良；反之，逆周期不一定会形成不良。现在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放出去了，只要贷款审批、风险控制不放松，贷款结构符合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信贷的投放反而会更好的刺激经济复苏，经济呈良性运行，企业效益增加，这正是银行资产质量保证的基础。
现在信贷更多的是投在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领域和行业，此外对产业升级、技术更新、高新技术的投入都没有跟上，这些都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信贷投放在这些领域，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综合效益的提高产生相当大的推动力，银行回收信贷和获得收益也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投入，效果就是相反的，当然这取决于信贷的投向与合理的结构。还有，银行的信贷投入对提振信心作用很大，金融危机之所以影响实体经济，就是严重打击了信心，有钱不敢贷、不敢投，经济就收缩了。如果我们的信贷能提振信心，带动其他资金，促进经济复苏，这也就为银行营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
从银行来说，毫无疑问要把风险控制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放松评价标准。在银行贷款增加的时候，不良贷款的绝对量可能会增加，但不良的比例不一定会上升，反倒可能是下降。如果经济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利润增加，就会增强企业还款能力进而增强银行盈利能力，也就会增加银行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
王庆：在经济放缓情况下，商业银行对大规模项目继续信贷支持，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问题。但是经济若进一步恶化，这些信贷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如果这些项目本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由于政策隐性的信用担保，商业银行仍愿意借贷。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带出一些质量不高的项目，短期内不会暴露出问题，由于信贷规模扩张很快，这部分占比会变得更小。短期内，也不会出现某些信贷指标恶化的情况。
现在判断银行资产质量未来是否将恶化为时过早。从目前来讲，中国银行的反应比较理性，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商业银行的大量资金释放。借贷利率远高于超储利率，而且商业银行多采用短期票据融资的方式，相对较为安全。因此，如果信贷快速增长本身是大量由于短期票据提升所致，我们也不能从银行信贷增长过快本身，来判断银行资产质量恶化。
李慧勇：在经济下航周期中，银行的行为会更趋于谨慎。
我国大型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上市之后，它们的整体风险控制的能力也得以增强。我国商业银行也没有出现美国金融机构的类似问题。而且，由于投资次贷产品有限，我国银行整体受冲击也比较小。再加上国家信贷政策支撑，这也使得金融对经济的反面、副作用并不那么严重。
上海证券报：1月新增信贷创单月新高，当前形势下，这种高增长是否可持续？
郭世坤：现在有观点认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信贷高增长不可持续，我觉得要看不可持续的概念是什么，一年当中放贷量肯定有高有低，银行贷款通常上半年要多，下半年要少，比如上七下三，即上半年投放70%的贷款，下半年30%；再有银行是早投入早收益；从整个国家经济管理安排来说，也是年初有更多的项目和信贷储备安排，这是规律，不能说下半年30%的全年信贷投放比例就是对上半年70%的不可持续。当然持续与不可持续，还要看贷款投向，要看是从量还是质的方面来看。
从项目储备来看，我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没完成，城市化率还很低，广大农村基础设施没有完善，能源交通紧张状态再用10年也不能完全解决，很多落后产能也需要淘汰，民生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很多项目都在排队，就看我们资金的承受能力，而从资金承受力的角度来说，我国的储蓄率在世界上处于最高水平，此外还有高达15.5%存款准备金率，只要央行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资金就释放出来了。同时我们的利率现在比国际水平还是高，目前的CPI也在走低，利息降低也还有空间。再有，央行允许中小商业银行突破70%的存贷比限制，而几大行离70%的存贷比还远的很，所以还有很大的信贷空间。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仍是关键
一季度以后，中国的数字会有所反弹，但这是投资拉动的结果，不是外需，也不是收入增长，也不是体制创新
上海证券报：在外围市场普遍悲观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经济能否独树一帜，经历V型调整？
郭世坤：我们对中国2009年最先走出低谷，或能走出低谷有信心，而世界经济至少要到2010年才能走出低谷。但我不太赞同V型调整的说法。2008年我国经济增速是9%，今年预计是8%，所以说V还是U型，要看怎么算，我们估计2009年经济增长是8.3%，其基本走势为前低后高，如果一季度是低谷，就可能与去年四季度共同形成2008-2009年季度或月度经济U型发展的底部，按年来算，但把2009年做一个点来说，2008-2010年就是可能是V型。
去年12月份，我们M2的增长超过18%，意味着实体经济资金状况已得到实质性增加，而西方还在紧缩，市场恐慌还没有过去；今年1月份信贷增长也已创历史新高，达1.2万亿以上，这样大笔资金的投入，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应该非常大；同时，中国实际用电量在去年12月份虽同比下降，但环比已上升，这就表明实体经济可能已经在止降回升了，在加速运转了，再有采购经理指数PMI也在增长；还有股市，肯定也会在走出低谷，往上升，不会再往1600点走，这些都是信号。还有我们体制的保证，政府的决心，以及非常实的措施推出：金融30条、不断出台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等，所以我觉得中国有信心最早走出低谷，而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强的刺激经济的措施。
王庆：在全球化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在过去若干年受益很大，那么，现在中国经济也肯定会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冲击。在日本、美国、欧洲等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还想保八需要有奇迹发生。当然，如果中国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经济8％的增长，其实还是能够做到的，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全球经济放缓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中国经济保八的意义可能需要讨论。而且，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速从0至负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需要保八，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速仍在不断加速，这等于逆势增长，所需代价很大。
这些代价是什么呢？如果全球经济只是1－2年放缓的话，我们可以耗费部分国家财力、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当然，这存在风险，如果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的、结构性调整，全球经济多年放缓，我们的经济刺激本身可能不可持续，这样我们肯定也要付出代价。
李慧勇：我认为，从季度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已经探底成功，2009年将呈现V型反弹走势。PPI和CPI会呈现U型走势，顺差仍有望正增长。
2009年中国经济开始筑底，尽管处境艰难，但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撑，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7％-8％之间。从季度经济增长率看，中国经济调整的底部已经探明，最晚从2009年2季度起，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明显回升势头，预计200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8.3％，增长率将比上半年提高1.3个百分点。预计2009年中国将重现通货紧缩，CPI和PPI将分别下降0.2％和7％，PPI和CPI会呈现U型走势。国家会出台相关政策，建立房地产、股市和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机制来促进中国经济回升。
上海证券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当前的复苏迹象？
袁跃东：最近，PMI指数在复苏，我认为一季度以后，中国的数字会有所反弹，但一定要记住，这是投资拉动的结果，不是外需，也不是收入增长，也不是体制创新。这种投资拉动效应可能是2、3甚至5年，但中国不能仅靠投资拉动经济，这是有极限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就好像给病人打强心剂，强心剂不能老打，对中国经济来讲，关键还是要恢复自身造血功能，就是转变结构和进行体制改革与创新。否则，这种反弹就是短暂的，只是把没有解决的矛盾往后拖。
金融危机对中国直接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是外需，这与我们的经济结构有关。中国出口占GDP的38%，美国、日本都只有百分之十几，中国外贸依存度70%左右，这么高很不正常，所以个人认为，危机也是我们改变经济结构的一个时机，加大促进内需的力度。
内需要靠投资拉动，中国投资的空间还很大，因为基础设施未完善，不像日本建了桥之后，没车走，但中国的桥是很多应该建而没有建的，还有南水北调、高铁等项目。当前，在投资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去年国务院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会带动地方十几万亿元的投入。跟美国、日本相比，我们财政余地非常大，今年4万亿下去，如果不见效，还可以来个四万亿，中国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不像日本，赤字占GDP的150%-180%甚至200%，中国才20%左右。
然而，光靠投资不够，最根本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我们的收入占GDP比重是在下降的，2007年是37%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一年，收入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所以导致消费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多，包括提高农产品价格、扩大城市中产阶级规模、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让老百姓敢于消费，这样才能给经济带来持续的增长力。此外，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很多重要领域尚未对民营经济开放，应该继续改革。
全球经济反弹时间难测
虽然我们整体判断全球经济会经历V型调整，但是W型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上海证券报：有观点认为，欧美等国实体经济可能因金融危机蔓延经历U型、W型，甚至L型经济调整，如何看待这种判断？
王庆：对于全球经济的分析，首先需要进行这样的判断：究竟是面临周期性调整，还是结构性调整？
目前，大部分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处于周期性放缓，至2010年出现复苏。我觉得，从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判断上来说，它应该是V型的，尽管复苏部分不是那么强劲。但是，我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极有可能会呈W型。在全球经济出现问题时，各国政策的政策反应力度也非常强，这使得经济下行过程中的各种调整都不会太深。然而，政策只是会在短期内起作用，当政策力度释放差不多的时候，由于全球经济放缓的力度可能仍然存在，全球经济会在2010年中期出现第二次下探。因此，虽然我们整体判断全球经济会经历V型调整，但是我认为，W型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李慧勇：全球经济此次调整的强度、深度都远超出预期。判断依据在于：第一，在经历了超长周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经济调整所需时间也会比一般调整所需时间长。第二，此次经济调整“伤筋动骨”，金融机构、系统都需要重造，这相对于类似“9·11”的一次性冲击所需要的调整时间要长。
我们预计，全球经济会呈平滑弧型恢复，即，介于V和U之间的形状恢复。探底时间的绝对时间可能在2009年，而2010年下半年全球经济会明显的走困境。调整所需的时间长，实体经济复苏缓慢反而拖累金融体系恢复也是原因之一。
袁跃东：美国、欧洲各国政府都吸取了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的教训，积极介入救市。但我认为，经济复苏关键是消费者信心能否恢复，但是，消费信心受打击后，短期内不会复苏。美国消费信心和能力不会很快上来，所以美国经济应该是U型，但也不会是L型，即使是日本，也不是L型，应该说是一个大U型，底部会有起伏，欧洲跟美国情况差不多。
郭世坤：2009年经济继续放缓是肯定的，但是经历U型、W型还是L型调整，就要看是在什么时间跨度内来说，以一年、两年，还是月度来看是有区别的。经济在某一个阶段总会显现为U型或W型，L型也只是在一个区间内，时间拉长一点，肯定也是U型，因为经济体总是波动的，所以强调这点意义不大。关键要看经济究竟如何走出低谷，判断趋势持续的时间长短。
恶性循环待打破
货币政策运用已经几无空间，西方国家财政政策的运用却受经济体制与理论制约
上海证券报：如何减少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实体经济的下滑是否会反作用于金融体系，形成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种循环？
郭世坤：金融危机会导致实体经济放缓，实体经济放缓又会反作用于金融。如果任危机发展，肯定会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遏止这种恶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纠正，从而对世界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首先想到的是采取货币政策，这与其经济调控的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吻合的，必要且应该的。但我认为货币政策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而现在货币政策也已经运用得差不多了，比如美国实际利率已经降到0，货币政策运用的空间已经很小，欧洲的情况也差不多。
因此，在百年不遇的危机下，还需要采取更多财政及其他政策措施，但西方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的运用会受整个经济理论和体制的约束。相较而言，中国有优势得多。去年四季度我们的财政措施、货币政策的采取非常有效且快速。可以说，能否走出恶性循环或危机，就看采取措施是否及时和超前。能，就能事半功倍，否则就是事倍功半。中国是前者，而西方由于奉行完全的自由经济模式就可能形成后者的局面。
王庆：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目前货币政策执行的渠道非常不通畅，而且金融机构有些几乎已经不工作。所以，如果试图以货币政策起作用、并传导至实体经济各方面，这很难奏效，这也是各国货币政策在刺激实体经济过程中表现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从财政政策角度，这由各国不同的财政状况决定，有些国家财政政策力度大些，有些国家则会慢些。其中还包括各国财力、各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等问题。
李慧勇：首先，现在需要尽快落实这些救市政策。比如，奥巴马的新政策需要尽快落实，中国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也要加快落实步伐。信心需要靠实际工作来支撑的，而不能一直依靠信心来做事。
其次，在落实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新情况，需要做出针对性、补充的刺激政策。比如，中国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国家需要出台倾斜性政策。再比如，美国问题主要在金融体系，也面临实体经济下滑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的新问题，需要对金融机构救助、注资等。
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 郭世坤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庆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全球调研主管 袁跃东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 李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