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衍化成一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有着显著影响的经济危机。当前一个需要回答的迫切问题就是这场危机下的实体经济会向哪一方向继续发展。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何。    

　　Reihart 和 Rogoff 曾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发生的经济危机做过历史比较分析。他们通过对历次危机对相关国家真实房产价格、真实股票价格、GDP和失业率这四个方面的影响深度和持续时间所做的量化分析，非常有代表性：在危机中真实房产价格的历史平均值为 35.5％，平均持续时间为6年。股票平均跌幅为55.9％，平均持续时间为3.4年。失业率均值和周期则分别为7％和4.8年。GDP平均下降为9.3％，下降平均时间为1.9年。从上述数字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一旦危机引爆，实体经济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则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熊途。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世界各国政府在这次危机面前，采取了空前的刺激经济多种举措，不管是利率被削减的程度还是财政刺激的方案，从力度还是广度，都可称之为前无古人。而且主要的经济体在协作上也堪称完美。但是这些措施的真实效果能有多少达到预期的目标呢？在笔者看来，恐怕相当不容乐观。

　　当前西方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利率都已逼近零利率了，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有限。财政政策一下子成了各国政府寄予厚望的万能良药。凯恩斯主义的复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上世纪60年代的政策实践已经表明，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事实上一直到2006年之前，西方经济理论界对财政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还普遍持怀疑态度。财政刺激工具除了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影响有效性之外，凯恩斯模型中具体乘数的大小也很难精准测量。财政政策对对汇率的溢出效应则更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简单的财政刺激方案也许一时能够延缓经济的回落速度，暂时把显性失业转化为隐形失业，但在中长期却会使积累的问题在将来导致更大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由于始终下不了狠心调节产业结构上的问题，以致经济深陷衰退十几年的例子可谓殷鉴不远。

　　在我国，刺激内需的方案，可以作为暂时弥补外需下降的一个权宜之计，但绝非长期可延续的方法。毕竟，将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形态定位在类似美国那样消费性国家是绝不可能的。尽管目前中央政府针对某些具体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的行业振兴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思路还是着眼于应对短期的困局，依然缺乏对未来的一个系统性布局。笔者以为，中国应该站在一个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制定者的角度，重新反思自己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国家未来经济的增长点要有开创性的思路。一味重复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只会造成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创造更多的官员寻租机会。

　　通常，一个经济周期到达底部之时，总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最佳时机，毕竟只有危机才能让人真正地有所触动，意识到变革的紧迫。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民生。让民众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已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民生问题不仅仅在基础设施的建造，更多的在于，文教、医疗、社保、科研以及公共服务的深化，在于政府功能定位的调整，真正做到一个服务性的政府，减少管制，让私营部门的创造能力得到最大的释放。经济投入是一方面，执政观念和配套的体制建设更是尤为重要。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危机，都必然会孕育巨大的制度创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进步。或许，这就是这次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收获了。（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