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当人们不再在餐桌茶余、网络闲聊中兴高采烈地大谈股市以及房产价格时，差不多总是金融危机加深并向经济危机转变的时候了。经济危机，意味着大多数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减少，生活支出随之变得更加谨慎。然而，此时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及政府的意志，却是刺激人们增加消费，最终的结果恐怕是远远低于经济学家和政府的预期。

　　经济繁荣时，无论是个人和家庭，还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财富预期都是一涨再涨，相互之间的交换与合作都不会非常计较。而一旦面对一场严重经济危机，悲观情绪和谨慎保守弥漫各个角落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性经济体不会变得斤斤计较的。作为政治竞争结果和政治格局平衡人的执政者，也都深深体会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如若不能确保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利益，就没有其执政地位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说，经济也许是全球化的，但政治无论如何都首先是国家的，其次才可能是双边或多边的。所以，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讲，还是出于政治需要与压力，经济危机爆发后，都会使各个经济体的开放度大大下降，贸易保护主义相比经济繁荣时期会更加普遍和严重。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无一不是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市场需求相对疲软，此时所有经济政策的目标无非是怎样有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凯恩斯经济学所说的充分就业，从而走出危机。由此，又有哪个政府不是将自身疲软的市场首先用于吸收本经济体的过剩产能呢？特别是，当消耗了巨额当期和未来成本，通过实施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提升的那一点市场需求，更不会轻易首先拿来消化其他经济体的过剩产能了。何况，这期间还有来自经济体内部各方的巨大政治压力。此时，各类贸易和非贸易壁垒不变得更加森严，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是那种传统社会里以商品短缺为突出特点的经济危机，高涨的市场需求导致了难以容忍的通货膨胀，那特定经济体会对其他经济体的商品有着强大的进口需求，但各个经济体很可能对各自的商品出口予以严格限制。比如，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有些经济体对粮食出口的限制。但此时，不管政府如何实行贸易限制政策，只要境外价格高于本土，生产商和出口商毕竟还是有着一定出口倾向。只是在现代过剩型经济危机下，生产商和政府却具有同样强烈的排斥进口倾向。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商品交换空间范围强劲延展，以致经济趋于全球化。然而当市场需求跟不上产能扩张的速度，或者市场需求突然大幅下降时，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会骤然割裂并相互防范，贸易保护主义气氛浓烈，导致经济产生“去全球化”现象。

　　问题是，正如过去30多年来，发达经济体通过跨国公司的方式，相互之间以及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量直接投资重新配置其全球产业链，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通过快速增长的出口对发达经济体的渗入，已使全球经济联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广泛和紧密。因而，当眼下正在经历严重经济危机时，一味任由贸易保护主义蔓延肆虐，也许能够见效一时，但终久无助于各个经济体尽快摆脱危机。这一共同的经济压力，必然迫使各国政府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到多边议事圆桌上来，通过全球范围内各主要政治力量的角逐和妥协，共同寻求经济困境的解决方案。这可能是包括此次危机在内的今后所有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不得不遵循的最终解决之道。

　　这说明，无论是当前正在恶化的危机，还是今后可能的经济危机，首先应该正视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一段时间内的抬头是不可能避免的。而当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不能有效地使单个经济体摆脱危机时，最终还得借助全球多边政治协调机制。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较大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仍是一个现实选择，即使这次经济危机显示出了这一选择的脆弱性和适当调整的极大必要性，也不可能大幅度放弃，因而在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在确定政策时，首先应当保持本国进出口政策的适当灵活性，一段时间内对本土市场该予以保护的，就必须毫不犹豫地保护。其次，绝不能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政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尽可能多地考虑增进本国利益的对策。第三，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各界在各类双边和多边国际场合都应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决倡导和主张贸易自由主义。最后，必须积极适当地参与各类双边和多边政治协商，争取增强对调整和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话语权和参与力量。

　　如果能够以此态度和策略认知与应对当前经济危机，不仅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减轻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有利于抑制全球危机的恶化。毕竟，确保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是对全球经济政治稳定和谐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