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虽然大幅萎缩的外部需求正紧紧绊住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但陆续公布的今年1月各项经济指标显示，国内生产正在企稳；而随着轻工业、有色、石化船舶等行业振兴规划的陆续出炉，在充足流动性的支持下，预计宏观经济有可能于三、四月见底，并由此转向复苏通道。
现在，笔者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保八”的增长目标，而是过于强烈的刺激措施可能带来的负效应。1月高达1.62万亿元的放贷规模尽管对企业乃至资本市场来说都是重大利好之举，但对银行来说则是一把双刃剑。按市场运营规则，商业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循环中均扮演着关键的破坏性角色：在经济衰退时通常会惜贷，在经济繁荣时增加贷款，但中国式银行贷款模式却把它颠覆了，其在历次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均扮演着政策传导的关键性角色，尽管短期成效显著，但负面效应一点也不容忽视，可能带来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
而在担心过强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更应该冷静观察、准确判断复杂多变的外围经济环境。应对看到，制约中国经济真正复苏的外部环境依然相当严峻，甚至不排除会有更具恐慌性的经济事件爆发。特别是美欧经济面临失控危险，陷入长期萧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已有悲观预计认为美欧经济今年增长率将下降2%，常规经济政策工具已失灵。而业已呈现的金融和贸易领域的保护主义压力正在急速上升，与美欧市场日益联动的中国经济既是这波衰退波浪及其负面影响的直接受害者，又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帮助美欧经济走出困境的积极角色。因此，决策层和主流智库必须密切关注危机的发展态势，深入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程度，防止外源性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传入助推内源性经济与金融危机爆发。
而从去年中国关于这场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整体判断来看，笔者的上述担心未必显得多余。就在去年九月以前，中国有关经济部门和不少主流智库还怀着相对超然的心态注视着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发展和演变，认为中国可以应对甚至能躲过这场金融风暴。当时的判断依据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普遍看好以及相对封闭的中国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所受的轻微损失。然而，随后的经济形势变化大大出乎预料：外贸出口自去年11月起连续下跌，今年1月同比下降幅度高达17.5%，大批出口型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剧增，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年初的95.6降为12月的87.3，PPI创下五年来最大月跌幅，通货紧缩阴影再度出现；特别令人担心的是，超过66%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美欧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内伤式的冲击。由于中国出口型企业70%以上的原材料来自国内，出口的巨幅萎缩对国民经济产生了连带性的乘数效应，一个出口企业人员的失业有可能导致其他行业两个甚至更多人员的失业。内伤大于外伤的一个相关指标，是进口下降幅度远远大于出口下降幅度，1月进口同比下降43.1%，超过出口同比下降幅度25.6点！
也许是这场由金融衍生品神话破灭引爆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与以往任何一次世界经济与金融危机都大不同的缘故，绝大多数现行指标都未能对这场危机发出正确的预警。而握有全球最多金融资源与经济决策资源的美国一段时期以来所展现的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水准，既反映了优越感十足的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的自私和短见，更折射出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复杂与危险程度。
在经济运行中隐藏的风险不能通过常规性的先行指标来反映的情况下，我们对这次危机的任何判断都再不能局限于以往的经验。中国经济下一步应该是在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地判断国内外经济走势，着力提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措施投放的精准度与前瞻性。将困难估计得更大更充分一些，对相关信息的采集应是第一手的并尽可能全面。摒弃宏观经济政策刻舟求剑式思维，特别是不能过高估计凯恩斯主义的功效，以饮鸩止渴式的粗放式投资来求得经济的短期井喷后患无穷。
另一方面，经济困难时期也是正视经济结构问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难得时机。既然投资在内需不振，出口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约束条件下，对于保增长只有工具性价值，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就不应局限于如何使经济走出目前困境的策略性选择，而应在冷静思考制约经济复苏条件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推手，通过实施一揽子计划，寻求扩大内需、振兴产业和创新科技的有机结合，加快实施经济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转变。而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抓住机遇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以世界级品牌的培育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构筑立体化的竞争优势，以期闯出一条中国式的经济复苏之路。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