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面临着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陷阱”。举个例子，假设世界上只有A国和B国两个国家，两国之间存在贸易自由。在经济危机下，当A国实施了一项经济刺激计划时，B国也可能从中获得利益。因为当A国的政府投资或者消费需求的扩大，自然也会增加对B国的商品市场需求，从而也拉动B国的经济复苏。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况是，A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其与B国自由贸易的原因，计划的经济利益全部被B国占为己有，而经济刺激计划的财政成本却全部由A国来负担。 这就遭遇了经济学上的典型难题：“搭便车”。很多国家很有可能会等待其他国家的大规模救助计划，也有很多国家也会因为别国的“搭便车”行为而停止救助。

　　在进出口贸易问题上，从比较狭隘的观点出发，一国进口了多少国外的商品，那么它就为国外创造了相应的就业机会。而与此同时，进口商品本身又可能挤占了本国对本国商品的消费，更进一步地也就挤占了本国生产该产品的相应行业的就业机会。

　　所以，不管是强国还是弱国，都会因为自己在某个行业领域上的弱势而寻求贸易保护。一国是否实行保护主义，与这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关，有关的是该国的产业结构以及其背后的就业人员所存在的政治力量。

　　按照博弈论的均衡思路，静态的均衡解是各国都会选择停止经济刺激计划的策略，以期从其他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获得“免费的午餐”。那么，全球经济上就不会存在共赢的动态均衡解：政治市场上永远都不再会有均衡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可能会有产品市场出清的那一天，任由其国以及其子民在经济危机的动荡日子中煎熬。如果非要打破这一状态，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那么就必须附加防止过多的“溢出效应”，其中的贸易保护措施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但是，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现实条件下，国与家之间的利益早已“相生”在一起，而非“相克”。当世界面临系统性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有合作才是真正的“共赢”之道。

　　问题在于，当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时，发展中国家便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的诅咒”，即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处于产业结构的低端，从而完全根据比较优势分工的国际自由贸易会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永远限制在发达国家之后。

　　而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会陷入一个“赢者的诅咒”之中。虽然那些低端的制造业并非其比较优势所在，但这些低端产业具有吸附大量底层劳动者就业的功效。这便是发达国家仍会倾向于保持适当规模此类产业的主要原因。故而，理想的自由贸易并不“天然”存在，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可以离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而得以继续发展。事实上，许多源于全球化的“病症”皆来自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实现激烈竞争的同时缺少足够的合作所导致的。

　　在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对“国际合作”千呼万唤之时，“机会主义”的诱惑（即免费搭车他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与当前的国际经济氛围显得非常格格不入。比起保护主义来说，机会主义的危害会显得更加隐蔽，但它的害处——使得危机中的经济体无法得到足够额度的经济政策刺激，同样可以与“保护主义”相提并论的。

　　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主义在各国的声讨中仍然具对抗的实力，但如果机会主义在此时兴盛起来，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到的一个结果是：保护主义终将“不得不”重新成为各国用来抵御机会主义的唯一选项！若真的走到这一步，各国政府本来清醒的头脑已经开始混乱，取而代之的必将是带有浓重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主义色彩的“玄思”，全球经济也便自然而然地驶入相互对峙的“新冷战时代”以及“恶性的循环”之中。

　　总之，“保护主义”和“机会主义”有如鸦片烟，抽上几口的结果仅仅是允许抽烟者在幻想中感到自己“强大”或者“占了便宜”。但随着“烟瘾”的不断加深，等待着抽烟者的是“瘦骨嶙峋”的体魄，然后就是最终的死亡。

　　英国首相布朗多次谈到，“面对危机，我们只有行动”。如果说等待其他国家的行动能带来的“免费午餐”显得过于天真了，那么在一个国家针对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开始行动时，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一场关于国际合作共度全球危机的联合行动。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经济危机时，一个大国的经济失败并不会意味着其他国家在经济上会因此而获得成功。相反，由于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各种连锁效应，世界经济只会被该“失败的大国”往深渊深处越拉拽越“无法自拔”。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