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财长和央行行长声明一大偏颇
左晓蕾
G7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罗马的为期两天会议结束后公布了一份声明，称G7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及时采取的宏观经济措施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别是对中国采取的财政措施以及进一步增加外汇汇率灵活性的承诺表示欢迎。这样的承诺应会促使人民币有效汇率继续上升，并帮助促进中国和全球经济更均衡的增长。
这段声明中，关于对中国的“进一步增加外汇汇率灵活性的承诺”，“应会促使人民币有效汇率继续上升”的判断，未免给人带来疑惑，不能不仔细辨析。
首先，灵活性是双向变动的概念。说白了，“灵活性”就笔者理解是一种“弹性”，弹性具有可上可下，可升可降的特点。为什么“进一步增加外汇汇率灵活性”就一定会“促使人民币有效汇率继续上升”呢？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带来的弹性效应怎么就得出一个单边升值的判断呢？这样的理解显然有极大的偏颇。
其次，更灵活的汇率机制的改革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概率。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就是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改变为以供求为基础的一揽子货币管理的浮动的有效汇率机制。这无疑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因此，全球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变化，都会极大影响人民币的有效汇率。而全球经济变化影响全球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变化，所以全球经济变化将加大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化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近期在向实体经济蔓延，欧洲经济衰退预期比美国更严重，一些亚太地区的经济也面对严峻的前景。人民币一揽子货币中的绝大多数货币，欧元对美元贬值超过30％，英镑贬值超过40％，澳元贬值幅度更大。韩元、其他亚太地区的货币除日元以外，也有不同程度的贬值。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受一揽子货币的影响，有效汇率贬值是非常正常的。一揽子货币管理浮动汇率机制的作用，是人民币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今年全球经济颓势像预期的那样恶化，如果一揽子货币对美元贬值的态势不改变，则人民币有效汇率贬值在所难免。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世界各国经济的关联度更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产生波动的因素更多，使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也更强。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衰退的经济形势下，灵活性怎么会“灵活”出一个“应该上升”的单边结果呢？
第三，灵活性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化程度和受更大的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正在面对巨大的硬着陆的风险。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今年1月出口负增长17％，失业人数高达2500万。强势货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正在国际国内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叠加的阶段，不确定因素如此之大的经济形势怎么支持本币升值呢？
人民币对美元前几年的升值态势，随着经济基本面的改变而改变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不改变就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了。至于人民币将来是升值还是贬值，那就要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究竟朝什么方向变化了。
G7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声明使用“应该”这个词非常不妥。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实在有对中国政府施加“应该操纵汇率”的压力之嫌。自2005年中国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一直存在关于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升值”的说法。如果灵活性意味着更大幅度的上下波动，更大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更大的全球化的影响，谁又能左右呢？如何“应该”呢？如果声明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不就在明显强迫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吗？依据反汇率操纵条款，IMF是否应该针对这样的“声明”有所行动？
笔者认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国外的各种观点渗透了利益、偏颇和扭曲。我们这边一些公开的观点和舆论，也存在概念上的误区， “轻而易举地”被外国的观点误导，不知道这到底是经济学常识的缺失，还是经济外交辞令上的失误？虽然中国已在2005年7月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开始以供求为基础的一揽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我们的舆论一直不断跟随国外的观点“纠缠”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升值幅度、升值速度，却很少讨论人民币有效汇率。舆论和研究也很少关注汇率机制本身的改革，而不断被所谓“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市场”的金融资本的预期引导，关注的焦点始终聚焦那些既没有人民币需求、也不需要人民币供给的金融资本的升值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推动人民币的“升值”，实际上非常不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笔者殷切期望，通过对这份G7财长和央行行长声明的讨论、辨析，能够开展一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普识性教育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的温故知新，进而更稳妥地、不受太多噪音误导和干扰地，推进包括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在内的，更国际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