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出访选择东亚，而非传统盟友欧洲或者战略要地中东，这说明东亚地区已经成为新任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重心，而中国可能成为重中之重。
在经贸领域，希拉里要与中国政府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清晰的：中国如何应对次贷危机冲击，并如何参与全球救援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与贸易保护主义；中美之间的资本流动，尤其是中国是否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等。不过，由于这三个问题盘根错节、彼此关联，而且涉及中美的政治博弈以及讨价还价，希拉里显然无法就这三个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原则性共识，现实的结果是双方明确提出这些问题，并建立一个持续讨论的制度性框架——这框应该是中美经济战略的对话机制。在各自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前提下，中美之间就经贸问题的讨价还价必然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事实上，在如何应对次贷危机问题上，美国和中国是全球范围内针对次贷危机冲击采取措施最快以及措施力度最大的两个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水平上，并通过数量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可以说货币政策已经宽松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而中国央行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也大幅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以及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取消了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控制。从2008年11月起，国内贷款额度连续飙升，2009年1月更是达到1.6万亿人民币的历史新高。在财政政策方面，布什政府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奥巴马政府通过了78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政府也于2008年11月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方案。相比之下，欧洲、英国等其他重要国家出台应对方案的时机与力度都稍逊一筹。
在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救援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问题上，中美之间分歧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大。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并不愿意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根本性改革，因为这可能危及其领导地位。而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尚不具备法、德、英等发达国家那样向美国叫板的实力。中国只是会提出修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而非如欧洲国家那样提出一个全新的、系统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对IMF是否增资上，中国要求将增资问题与IMF的份额重新分配结合起来。中国向IMF提供资金的条件是中国在IMF中份额显著上升，以反映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在这一点，中美之间没有原则性冲突。美国在IMF中的份额与美国经济的相对地位是相称的，目前份额过高的是欧洲国家，重新分配份额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获得欧洲国家出让的部分份额。
中美贸易问题将是长期困扰两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民主党传统上是美国制造业蓝领工人的代言人，出于政治考虑，他们不得不为本国制造业利益奔走呼吁，这也是“购买美国货”条款出台的一大背景。美国财长盖特纳上任伊始就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将在汇率与中美经贸关系上大做文章。而次贷危机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出口行业不景气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已经加大了中国国内的就业压力，为防止失业加剧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中国政府当然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一旦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掐起架来，结果可能两败俱伤。
中国是否为美国融资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一方面，美国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外国央行的支持，因为增发美国国债是唯一对美国本国经济增长冲击最小的融资方案。如果外国央行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则美联储被迫成为国债的唯一买方，而这意味着货币超发、恶性通胀与美元贬值；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发现，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大量增发国债将造成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大幅缩水，而美国政府印刷钞票、制造通胀来转移债务负担的做法将导致美元贬值，从而使得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面临灭顶之灾。在这个涉及美国能否迅速走出危机、以及中国政府能否保证国民财富安全的问题上，双方短期内很难达成实质性协议。
大变局大危机需要新思路、新战略。要彻底破解中美经贸关系迷局，双方需要彻底的、多层次的、互利的解决方案。或许，美国经济学家Prasad提出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这一思路是，中美之间应该就最核心、最深层次的问题集体谈判，用一揽子相互承诺来确保双方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尽快走出危机。这可能涉及如下利益交换：就美国而言，向中国担保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不会大幅下降、美元不会破坏性贬值；停止所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居民开始调整自己的举债消费行为；就中国而言，在美方提供可置信担保情况下，可以进一步购买美国国债；大力刺激居民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缓解内外经济结构失衡。
在国内外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前提下，相互指责相互掐架要比相互体谅相互合作容易得多。能否在合作协商的基础上从危机中恢复并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取决于两国政府的大勇气与大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