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需求同存异

　　⊙本报记者 朱国栋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辜胜阻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辜胜阻表示，无论是作为经济学者治学，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为政，还是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始终都不能离开调查研究。

　　《上海证券报》：最近10多年里，您一直身兼两种以上的身份，既是学者，又是政府官员、民主党派领导人，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您对这样的工作经历有何感受。

　　辜胜阻：在我从政的10多年来，先后担任了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不同的领导工作岗位对我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如何运用经济理论指导当地发展、如何实现学者与官员双重角色的互补，始终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地方政府工作特别是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参政议政平台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室”，使我的研究能够更紧密地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和在政界、商界的平台上坚持调查研究，实现“政”“学”互动和双赢。我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研修近4年，在大学做了14年教授、在地方政府工作了8年、到北京全国工商联专职工作近两年、到民建中央和全国人大也已工作一年左右，这种多样化的工作经历使我具有跨政界、学界、商界的优势。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治学、从政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辜胜阻：两者最大的差别是：治学要标新立异，而从政要求同存异。但两者的最重要的共同点是都要有调查研究。无论是学术研究，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作决策，还是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参政议政、建言立论，都不能离开调查研究。

　　和一些坐在图书馆里搞研究的学者不同，由于亦官亦学的身份，我可以到更多的企业和基层去做实地调研。研究成果只有服务于现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学术研究才有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时，我坚持用在学术研究和实践调研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和观点指导所主管的工作，一些调研成果已转变为政府决策与社会实践；在作为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我依托学术研究成果，围绕民营经济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等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向国家提出许多项重要建议，其中一些建议被采纳。

　　《上海证券报》：您为何如此重视调查研究呢？

　　辜胜阻：只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才能作出有预见性的判断，提供准确而科学的建言，作出正确的决策。

　　《上海证券报》：最近这段时间，经济学界对最近1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我们注意到，早在2008年初，您就主张更多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

　　辜胜阻：这样的主张就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

　　根据我的调研，当时影响物价的通胀压力是外部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用从紧的货币政策能否取得好的效果有待观察。我当时就指出，当务之急是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以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扩大供给为基础，以控制食品价格为核心，加大针对家庭和个人的转移支付为重点，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使本来融资就十分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对的。2008年下半年，我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在短短几个月内变成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当初没有过于依赖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付通胀压力而加剧中小企业困境，在面对世界金融风暴袭击时，我们本来可以更从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