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令人激动与感动的地方。
对于那些正饱受经济与金融危机煎熬的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听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要鼓励民营资本在基础设施、金融和公用事业领域投资，并在信贷方面对中小民营企业予以支持时，想必宽慰很多。民营企业活得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遭遇的困难，就是占GDP总量66%的民营经济的困难。这些长期在夹缝中生存的主要就业载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在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冲击，比握有最多社会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更直接、更严重。因此，在外围经济短期内难以企稳、内需有待更有效拉动的艰难时刻，来自民营企业的“两会”代表期待政府的承诺能够化为切实行动的热望，一点也不为过。
只是我们注意到，尽管最高决策层已经深切认识到民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尽管首席经济大省广东也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宝押在民营资本身上，但真实经济现状却告诉我们，民营资本在本轮扩大内需的一系列计划中仍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
根据业已公布的投资去向，在政府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4000亿,农村民生工程3700亿,基础设施建设15000亿,社会事业1500亿,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2100亿,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3700亿,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10000亿。但据报道，拿到这些项目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政府投资的资金基本上就在国企内部循环。例如，仅仅是国家电网一家就拿到近万亿元的财政资金，这家超大型国企即使连电闸开关这样的小零部件，也未必分给系统外的民营企业，只有那些与其有着直接利益关联的民营企业才有可能分到一杯羹。
另一方面，在今年1月份1.62万亿元的信贷投放中，90%以上的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中标的政府工程。尽管监管部门一再鼓励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尽管江浙等地已开始启动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措施，但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依然是“货币宽松，信贷紧张”，贷款空间受到明显挤压。即使是贷到款的中小企业，银行往往还根据项目进度发放资金，条件十分苛刻。由于资金链断裂，加上订单大幅缩减、贸易风险增大、资金回收困难、出口利润趋薄等，一些外向型中小民营企业无奈歇业。很难想象，在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国企独占投资资源而广大草根性民企得不到切实支持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能够率先复苏。
因此，中国经济要在全球衰退浪潮中率先上岸，既需要大手笔投资与“国家队”进场，也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责任担当。为此，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振兴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集各方之力共度时艰。
不错，在经济处于下行的困难时期，政府一般是不会采取那些缓不济急的经济措施的。通过大项目的启动来给经济基本面注入活力，从来都是各国政府的偏好。但是正如笔者在本栏多次分析过的，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因此，在热切期待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我们切不可忽视民营资本的关键作用。尤其在关乎民生的就业方面，民营企业的作用更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过去几年，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浙江省，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0%。既然如此，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应该以实质性举措营造经济复苏的内在环境。
首先，应该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振兴的准入门槛，支持有条件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让有实力有报国责任的民营企业能和国有资本平等参与汽车、钢铁、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如果先期的4万亿元投资蛋糕已经切割完毕，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肯把已经落袋的投资项目拿出来与民营资本分享，那么后期有可能出台的更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一定要降低准入门槛，并以透明化可监督的操作吸收民营资本的进入，以激发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
其次，必须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把大多数中小民营资本当作好的市场主体来对待。笔者并不否认某些民营中小企业确实市场信誉不佳，在缺乏坏账准备金和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为避免承担风险而对民营中小企业惜贷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但笔者更相信，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非常珍视自己的市场信誉的。只要政府完善担保制度、允许银行增加坏账准备金，并积极创造条件让民间金融发挥建设性作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