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性估计，价格水平和失业之间存在着的权衡关系，即当价格水平比较高时，失业率比较低，而价格水平比较低时，失业率较高。这也基本符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前几年就业情况良好，CPI也比较适度；现在，CPI变负，失业率急速上升，比如人保部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现在有1100万农民工没有重新找到工作，而企业也出现了岗位流失，大学生就业困难空前。

　　CPI变负，PPI也继续下行，尽管东西便宜了，却绝非任何利好。因为CPI下降，并不是因为成本降低的结果，而是因为经济中的总需求，尤其是民间需求微弱。总需求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本决定因素，通货紧缩是比通货膨胀更糟糕的现象。

　　通货紧缩必然伴随失业上升，失业同样是比通货膨胀更严重的问题，解决难度甚大。因为此时的失业属于周期性的失业，具有比较刚性的特征，失业率明显下降，必须等待总需求的逆转，宏观经济走出低谷。

　　而因为CPI变负，断言中国经济已见底，或者在一季度见底的看法，也许过于乐观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表示，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应该做更积极应对的心理准备。

　　在外部环境恶化，外部需求锐减时，拉动内需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增长额首选。内需，包括政府的需求和民间的需求。一系列增加民间需求的措施，比如家电下乡，消费券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也毕竟有限，因为农民的收入最低，消费能力最弱，经济下滑趋势，经济危机影响，不可能寄望这个群体来解决。历史经验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是应对经济下滑的最核心的手段。所以，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手段。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应该做好调整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要可以增加，如果民间投资已经保额带动，则可以减少。

　　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经济危机，欧洲各国都在降息，零利率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较为宽松，1、2月信贷超常增长，说明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余地，包括利率下降的空间并不大。

　　中国的金融系统，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制度性歧视，不是短时间内能扭转的，这要靠金融制度创新。民间放贷的合法化，允许它们制度外生存，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不能把全部问题都归结为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些结构性矛盾，过去一直被增长掩盖了，金融危机使之有机会浮出了水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分配问题。

　　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似不大，但如果按照可比口径，将所有政府掌握的收入都计入的话，那就比较高了。而居民所得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因此就比较低。过去，中国经济的两支主要拉动力量，一是政府投资，二是民营的出口部门。现在，后者的力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空档，需要填补，所以，人们现在提出各种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办法，如恢复五一黄金周。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刺激居民消费的根本性办法，因为决定居民消费的核心因素，只有一个：收入。如果放假能拉动需求，事情就太简单了，来几个黄金月不就行了。

　　那么，经济增速下降时，如何能增加居民收入呢？办法只能是调整收入分配的机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增加居民收入的比重。比如减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企业的所得税税负、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围绕房地产等领域的收费等。另外，购房退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应该好好研究，这个是国际惯例。减税是实实在在的增加居民收入，一定会有提高消费的效果。

　　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增速比较快的时候，社会保障问题不明显，而经济下滑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社会保障是财政的欠账，早晚得补。补这个窟窿不用增加税收，只要调整支出结构就够了，财政应该优先安排社会保障支出，然后才是行政管理费等。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歧视做法，也妨碍了消费的提升并造成了更多的失业。现在对大学生就业的户籍限制已基本取消，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口子开得还是过小，对高考、农民工、外来者的户籍限制仍未取消。失业率统计，至今只包括城镇人员，农村的失业问题，纳入视线的也只是进城的农民工，其实，所有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失业者。如果能够把这个庞大群体的失业问题解决好，对拉动内需，进而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善莫大焉，这关系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