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在“两会”期间透露，去年中国GDP总量为30.067万亿人民币，按照我国当年平均汇率6.948：1美元及中国人口数13.2465亿，去年人均GDP已达3266.8美元。以此数据，中国已达到了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指定的现代化指标。

　　中国的人均GDP，2003年为1000美元，而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按国际经验，一般需要10年至15年时间，如德国用了15年，日本用了11年，而中国仅用了5年时间。中国速度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在最具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流行分析手法，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按世界银行的定义，凡人均GDP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的，都叫中等收入国家。其中又分两个层次：从900美元到3500美元左右，这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在35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是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因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很大，它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均为少数，世界呈现为一种橄榄结构。恰恰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出更多的问题与挑战，很多国家在中等国家的两个阶段里艰难前行，甚至徘徊、反复，始终挣扎在11000美元大关以下难以冲出。究其原因，是陷于各式各样的陷阱中。按照经济学家汤敏的说法，“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收入分配、城市化、资本账户开放、产业升级、社会服务滞后等多方面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很难顺利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拉美化”与亚洲“四小龙”奇迹，则成为这种语境中最通常的比较研究案例。

　　汤敏概括的五大陷阱，在中国也存在。比如评价分配悬殊的基尼系数，再如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低收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情，使中国仍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国家的人口结构特征。城乡二元分裂还与户籍制度改革、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现在逼近3500美元这一中等收入国家的中轴线，正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言，“中国‘过河’已过了一半”。这里是遍布各种陷阱的河中央深水区，向左还是向右，决定了能否顺利到达11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彼岸。而改革正在过大关，趟入深水区，方向性选择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那么，当我们站在河中央，过去30年改革所形成的“放权让利”路径是否应延续？

　　答案是肯定的，笔者并且认为，过去30年的“过河”偏重于效率，剩下的“过河”应偏重于公平；过去的“过河”偏重于市场，剩下的“过河”应偏重于社会。

　　现在的中国，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以及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只有继续“放权让利”，才能激活民间最深厚的潜力，才能重拾中国前进的动力。而“放权让利”，则需要不断消解行政力量对市场的侵蚀，避免国有垄断势力的过度膨胀，避免官商勾结加重。笔者想补充的是，腐败还是一个重要的“中等收入陷阱”，因而反腐败已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第一焦点”。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下，“放权让利”就更多地放权、更多地让利，启动国内的消费需求，这也符合“人均GDP越高、居民消费率越高”的规律。外贸依存度极高的日本10余年持续低迷，此轮经济危机的打击犹如雪上加霜，这启发我们，中国更应立足内需。过去数年，中国凭借庞大的低价劳动力，成为世界供给方；那么，中国能否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成为一个最具空间的消费市场呢？果若如此，则是中国百姓之幸，亦是世界经济之幸。

　　（作者系独立撰稿人，著有《公司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