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又在叫冤。12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格林斯潘再度辩称，“美联储不是住房泡沫祸首”，并把矛头再次指向“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

　　格林斯潘为自己“鸣冤”找的借口是：“正确”解读这轮危机，事关如何对当前失效的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组。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其心虚的表现。次贷危机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很大程度上而言，要归咎于被不少人奉为神明的格林斯潘先生。

　　按照格老的说法，大家不应该把这场危机的根源解读为：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房产泡沫，后者正是当前金融混乱的核心所在。

　　相反，他认为另一种解释“更为可信”，即较低的利率导致投机热的说法。格林斯潘再次引述他在2007年12月发表的观点称，长期利率全球性下滑的假定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了日益高效的、出口引导的市场竞争。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和大量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了高速增长，进而导致了全球计划储蓄相对计划资本投资的过剩。这一有意识的储蓄过剩推动全球长期利率在2000年初至2005年间显著下滑。

　　于是乎，格林斯潘顺此推论说，各国长期利率普遍下滑，这从统计学上解释了全球房地产资本化折算率普遍下滑并逐步趋同，从而导致全球住房价格泡沫的现象，而且这可能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果真如此么？当然不是。

　　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兹指出：次贷危机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泡沫的调整。国际著名投资大师索罗斯则认为，次贷危机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泡沫的调整。如果这些论断成立的话，那么自1987年股灾后执掌美联储18年的格林斯潘，无疑将是次贷危机的最大责任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终结了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的里根主义奉行减税、低福利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在1989年形成“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

　　借助于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贬值）、上世纪90年代新经济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全球资本流向美国），美国经济呈现了股市泡沫下的繁荣。

　　虽然格林斯潘在1996年就提出了“非理性繁荣”的警告，但其货币政策出奇地宽容，直到1999年9月以后才逐步加息到5%的正常利率水平。一年后，美国股市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

　　这本来是矫正美国经济泡沫的大好机会，但格林斯潘却通过降息强制启动美国经济增长。2003年6月，美元一年期利率降低到1%的50年新低。虽然低利率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带动了经济增长，却也带来了美元贬值、国际原材料价格飙升、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的恶果，并直接导致美元贬值进入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迫使格林斯潘于2005年开始缓慢的加息过程，直至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由于格林斯潘对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滥用，在“保持美国货币政策的弹性至关重要”的谎言中，在被一些经济学家奉为经典的“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是美元低利率的根源”的荒谬逻辑下，美国一步一步滑向危机。

　　因此，无论是国家或者个人，危机从来都是对于权力不加节制的滥用后的自然结果。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其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滥用，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