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铭
如果说最近的这场经济危机与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因素”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此深入地参与过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制造业的重新布局，而且这个全球化的新伙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如此之多，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但又只能有一个汇率……这么多因素的时空交汇，在人类历史上会不会再有第二次，真的很难说。
在这次危机来临之前，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把冷战时期的旧词翻捡出来，称中美之间形成了所谓“金融恐怖平衡”。其实，金融的恐怖平衡背后是经济的恐怖平衡。一般来说，国家越大，贸易依存度越低，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大国。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乏力，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连40%都不到。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中国持续地加大投资，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实际上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
在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时，不能忘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大规模的农民工开始进城务工，而之前的农民工规模并不大。农民工规模在迅速增长，但其工资水平在1994年至2004年间几乎没有上升，成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维持低价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96年，这一年中国城市开始了激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大量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被下岗分流，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工资也形成了向下的压力。而对于进入到竞争性行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技能劳动者来说，劳动权益的保护和社会保障显然比较欠缺。这些因素既导致中国城市收入差距进一步上升，也加剧了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是维持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从2001年开始，借助于加入WTO的机遇，中国的外贸盈余明显增长，2005年之后，贸易盈余增幅又有所加大。巨额的外贸盈余又转化成了外汇储备。到2008年末，在中国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大约65%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其规模相当于美国GDP的三十分之一。中国成了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以至于美国人惊呼，从来没有一个穷国成为美国这样一个富国的最大债主。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相当于增加了美国的货币供给，为维持美国长期的低利率和美国人大量借贷消费创造了条件。
中国人储蓄并且生产，美国人借贷并且消费，这样的经济恐怖平衡有没有其合理之处？我的答案是“有”。回过头来看历史，美国储蓄率下降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是冷战后期里根政府开始着手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时代。尽管“星球大战计划”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实施是有争议的，这个计划对于美国经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也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无可争议：美国在那之后进一步确立了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位。特别是1995年之后，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带来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当一个人预期自己的收入将持续增长时，他会怎么做？当然是借贷消费，欠下的债以后还。偏偏美国的金融市场发育配合了这种趋势，成就了美国人的梦，更不用说在国际上还有像中国这样高储蓄率的国家将自己的钱借给美国了。
那么，中国有没有错？我看也没有。买美国国债的不只是中国一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计算的贸易盈余，再加上石油输出国也持有大量美元，大家都去买了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助推了美元资产的上涨。问题是，美元资产的上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有关？如果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上涨趋势可以长期维持，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将钱借给美国人，就可以获得高回报，相当于借助资本市场分享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对。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最近这些年比美国还快啊，而且美国的利率很低，投资于美国不合算啊。可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靠投资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反，自1996年以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还有明显的下降。算来算去，老百姓为了应付未来所需，只好节衣缩食，少消费，多储蓄。另一边，高收入者虽然“不差钱”，但其边际消费倾向却很低，“有钱没处花”。居民储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中国进口相对增长较慢，最后转变为巨额贸易盈余，然后再靠买美元资产来保值增值。如果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那么，“恐怖平衡”就没什么不好，问题出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没有之前快了，美元资产的价格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泡沫最终破灭了。
那么，在经历了最近的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能否摆脱“恐怖平衡”？当资产市场上的泡沫被挤掉之后，是否全球经济会形成新的“恐怖平衡”？关键还在于美国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世人普遍将希望寄托于新能源和生物医药。如果美国在这些领域内的劳动生产率真的持续增长，我看全球性的结构调整，包括中国的结构调整，就会被推迟。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人继续借贷消费，中国人能通过出口挣钱，那还有多少动力来启动内需？不过，我的预期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生物医药，其对人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不会超过过去的信息技术革命。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中国恐怕就不得不靠启动内需来消化产能。不过，消费的增长不可能太快，那么，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的低增长期。当然，要获得高增长，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中国潜在的增长动力还是要到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集聚发展中去找。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