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棋
将于今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设定了5个议题，提升信心刺激经济，反对保护主义，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机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根据笔者对20国集团峰会的准备情况所做的分析，此次峰会在提升信心、刺激经济，以及反对保护主义这两大议题上将达成共识，领导人们将会发表宣言并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在其他问题上由于存在分歧，将很难获得有效的成果。事实上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议题已经被引入了歧途，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没有被真正涉及。
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是美元信用扩张失控
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美元的信用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布雷顿森体系崩溃以及随后不断爆发的历次国际性金融危机都与美元的信用危机或者美元汇率大幅度的波动有关。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虽然是次贷危机，但是住房抵押贷款的泡沫式扩张也是在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创历史高纪录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美国不能利用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维持巨额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不能将过剩的美元导出美国金融体系，美国就必须为减少逆差而收缩货币扩张，这样，就会迫使美国联储提早收缩美元的扩张过程，房地产泡沫就不会被吹得如此之大。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浮动汇率制成为国际汇率制度的主流。尽管发展中国家仍然想方设法维持汇率的稳定，大多数都采取了钉住主要国际货币的钉住汇率制。但是由于在国际经济学术界，美国学者占据主流地位，鼓吹浮动汇率让汇率波动来调节国际收支的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事实上，汇率浮动并没有能够带来国际收支的有效调节，贬值与长期逆差国同时存在已经成了经常现象。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是靠资本账户的开放和短期资本大规模移动来进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逆差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引起全球严重失衡的原因。同时因为资本快速流动，资本流动的扭曲也成为经常现象，并不断引发金融危机。从欧洲的货币危机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可以找出各自很多的独特原因，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和短期资本的冲击一直是主要原因之一。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支持了美元信用过度扩张，当泡沫扩张到极限重新收缩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元信用的收缩就必然引起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美元计值的金融资产一旦缩水，其在全球的连锁性影响就是必然的，全球金融紧缩和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跨国金融机构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仅对美元存在依赖，也对美国金融市场存在高度依赖，因为我们持有的任何美元储备和资产都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产品。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持美元价值稳定和确保美元的信用扩张不失控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内部，信用扩张无序和失控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早期的银行券发行由于没有管理者，常常是失控，并经常引发银行倒闭风潮。也正因为此，催生了现代中央银行来统一管理银行券的发行，信用的扩张和收缩成为中央银行统一调控的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拼合冲击的烈度。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央银行并不能杜绝金融危机的爆发，因为金融必须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中央银行货币调控出了问题，金融危机仍会爆发，或者以严重通货膨胀的形式取代金融危机。今天，当我们面对信用扩张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客观环境时，信用的国际调控和全球治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但是，人们现在只是看到了金融机构在微观层面过度扩张和风险评估失误的导致金融泡沫生成的问题，对宏观层面信用在全球扩张的失控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次G20伦敦峰会没有提出全球信用的调控与治理，只是提出监管金融机构的议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谁加强监管？
20国集团伦敦峰会对需要加强金融监管虽然存在着一些共识，但是欧美之间在加强金融机构透明度、风险控制准则以及对对冲基金等机构的监管上却存在矛盾。欧洲指责对冲基金等投机性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稳定有破坏作用，要严加管制，美国则强调市场机制，应该通过增强透明度使风险得到披露。因此，伦敦峰会所能达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对金融监管达成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对各国国内金融监管提出一些基本的准则。但是对于国际金融活动，尤其是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跨国境的金融活动，要建立起具体的监管的标准，可能还需各方进一步讨价还价。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鼓吹放任自由，放松监管。现在的确是需要改变这种氛围，到了要强调对跨国金融活动进行监管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对跨国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和道德风险问题制定国际规范，还需要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和一些主权国家债务的破产制定相应的准则。但是，如果没有对国际信用扩张的监管相配合，则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就无法实现。因此，监管不仅是在微观层面上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还需包括对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跨国货币扩张规模进行全球监管。
当然，要建立起世界中央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在主要的国际货币之间建立汇率稳定机制和汇率波动目标区可以部分实现这样的目的。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机制，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在本国货币扩张过度、汇率就会大幅度下跌，受制于汇率稳定机制，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就必须通过政策调整来抑制过度的信贷供给，货币的全球扩张就可以得到一定控制。这样，我们就能够抑制过度的货币投机，建立起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和市场秩序。伦敦G20峰会上应该就货币的跨国扩展进行全球治理，这是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基础。
份额调整和投票表决机制的改革
G20也在酝酿对IFM和世界银行进行改革，这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只是在投票权微调、增加IMF资金规模等方向上努力，我们就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适当增加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基金份额和投票权，从总体上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增加话语权，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千万不能认为这就是IMF改革的成果，因为微调投票权对中国而言并无重要的意义。中国本身已经是一个单独的执行董事选区，在24个执行董事中我们已经有当然的一席，略微增加一些份额，除了多缴给IMF一些钱，多做些贡献之外，并无实质性的增加话语权的意义。我们需要的是不仅仅微调份额，更重要的是改革重大事项需要85%投票权通过的条款。要真正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贯彻民主原则，将IMF绝大多数事项，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事项的投票规则改为简单多数或66%多数通过，这样就可以制约美欧事实上的否决权。简单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一些份额和投票权，没有改变IMF现存的治理结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并不能实质性地增加。
针对IMF资金规模的增加，我们应该赞同，同时必须指出的是，IMF增加资金援助的规模再大，也无法赶上跨国短期资本扭曲性流动的规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冲击和动荡。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议增加IMF的资金规模，欧美建议由现在的2500亿增加至5000亿美元。但是在如何增加资金上，却并未达成一致。日本为了树立形象，为其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席位增加砝码，答应为IMF提供1000亿美元，不少国家试图要中国也慷慨解囊。但是在没有改革IMF投拍机制和援助方法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情况下，只通过借贷增加IMF的资金规模反而会适得其反。根据目前的情况，即使要增加IMF资金，最好还是按比例增加IMF的基金份额。同时增发SDRs，这样就能够较好地解决IMF的资金问题。
建立国际收支失衡的正确调节机制
如果国际收支调节的机制出现了扭曲，作为帮助逆差国家调节国际收支提供短期资金援助的机构，IMF仅靠增加资金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机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主要是靠逆差国的政策调整来实现的，这也是IMF的主要职能。可是现在，因为主要的逆差国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IMF通过资金援助并通过政策调整来调节失衡的机制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国际资本的短期流动和发行货币来调节。最关键的是逆差国承担调节责任的原则被颠覆，现在调节的责任被推向了顺差国，要求顺差国升值来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这样，全球性的失衡就不可避免，而且趋于长期化，并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主流经济学鼓吹的浮动汇率优越性不仅没有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上体现出来，反而成了引起扭曲的重要因素。要治理金融风险，就必须建立规范的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IMF应该对成员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的规模给予监督，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对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逆差给予关注。
中国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现在很多国家将眼睛盯住中国，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将盈余资金更多地用于对发生困难国家的援助上。从理论上讲，中国在全球经济衰退时应该尽力而为地提供援助之手。但是，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刚过3000美元，其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有限的，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为IMF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中国应该支持IMF增加份额，增发SDRs，但是如果IMF只是想通过借贷来增加资金规模是无法持续的。
中国正在通过稳定自己货币的汇率为国际金融的稳定创造条件，中国要强调汇率的稳定是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在短期投机性跨国资金流动出现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依赖汇率的波动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只会增加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中国要呼吁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和集团，一起努力来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制定汇率稳定机制，抑制和打击严重的投机行为。中国还应建议IMF增强对跨国金融活动的监管，重点是抑制市场操纵和投机，控制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规模。
中国还应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IMF投票机制的改革，要真正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贯彻民主原则，将多数决议原则真正落实，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能够真正地得到增强。只有在上述问题上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意见，即使短期内不能实现，我们也可以在舆论上改被动为主动，避免有些国家动辄拿人民币汇率说事的不利局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