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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中国声音对救助全球危机不无助益
    2009年03月27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傅 勇
      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框架的解决方案,这个强烈信号,引发各国广泛关注,就连一些西方人士也注意到其中的建设性。当然,走向新的世界货币格局,恐怕还有很长的路。但政治经济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的时代,就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容纳新生力量。这个方案,有望成为切实的起点。

      傅 勇

      市场上充斥着复杂难辨的信息。一部分人能从众多指标中寻找到触底反弹信号,但其可持续性仍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分析报告预计,今年全球产出将萎缩0.5%至1%,发达国家经济将会萎缩3%至3.5%。毫无疑问,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如果年底经济出现复苏,很可能也只是局部的、程度也是微弱的。

      迄今为止,全球为应对衰退在作巨大努力。但英国FT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周四叹息说,“看不到美国救市的希望”,因为在出台刺激需求和拯救银行系统的方案时,没有把可怕的背景,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考虑进去。经济学家辜朝明则及时地提供了另一种可怕背景:这是一场严重的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与1930年代大萧条和日本“失去的十年”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正常经营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被危机时的债务最小化目标所取代。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因是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造成社会财富的蒸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后果是货币政策的失灵,即便是利率降到零,企业仍会选择还债而不是去借债。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最佳状态,将是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很少几个国家之一,其经济和贸易总量在全球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世界应该倾听中国的声音。这是全球最大债权国应有的权利。

      首先,经济刺激政策应发挥最大效果。就应对危机而言,任何国家都为财力所限,都该考虑刺激效果的最大化。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更多强调了投资的重要性,对短期稳定经济而言,政府直接支出至关重要。并且,在投资领域的选择上,中国也尽量向民生和灾后重建领域倾斜。增加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做大保增长和改善民生的统一。

      反观美国,在接近8000亿美元的刺激总额中,只有四成左右的资金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上,除了大规模减税之外,还有大量资金被用在了转移支付、公共卫生与社会救济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减税旨在恢复美国家庭消费的活力,但这是在试图维持美国鼓励消费的经济模式,从长期来看是有问题的。而列在转移支付中的大量开支,则是为了确保这个方案能顺利通过。而为了赢得选票,最初方案中用于投资的规模和范围一再缩小,这当然抑制了刺激方案本来应该发挥的效力。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力总是大于减税和转移支付。在美国,家庭消费率很高,这意味着投资乘数会相当大,增加投资和公共工程的投入应该才是美国刺激方面的重点。实际上,同中国相比,美国可以更不必通过鼓励过度消费来重启经济。

      其次,货币政策扩张应有节制。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央行已化生为印钞机,通过购买国债、按揭抵押债券、公司债甚至股票,来向市场注入新货币。这种政策旨在压低不受央行直接控制的中长期市场利率。问题在于,如果市场缺乏借贷意愿,这样做只能把牛拉到水边,但却不能强迫它饮水。此外,过多的注水行动势必引发通胀担忧,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对在美资产价值的表示担忧是必然的。

      中国坚定执行的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定义。同西方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拒绝零利率。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没有被逼到执行数量放松的死胡同。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是重要的。其二,拒绝了大量向市场注入新货币。迄今为止,我们的货币政策还限于常规工具。常规的货币政策旨在鼓励更多的现有银行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这种鼓励主要是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和增加银行资金可得性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新增货币实现的。并且,这些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银行新增贷款维持在高位运行,极大地提升了市场人气。

      看上去,经济刺激整合和宽松货币政策在中国都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之所以存在大量贷款需求,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创造了广阔的投资空间。

      最后,应倡导一个长期的根本性的危机解决方案。当前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大危机摧毁了金本位制,缔造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来的运行表明,这一安排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资源品计划交易货币,就不能不被置于一个国际收支逆差的地位,否则全球经济体就缺乏足够的美元。廉价货币也就需要回流到美国,这被认为是推升全球泡沫的一个原因。然而,当一国货币被赋予这种特殊功能后,就不得不受到国内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不得不面临道德风险。

      现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导源于凯恩斯未尽构想的解决方案,设想结合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框架。这个强烈信号,引发了各国广泛关注,也得到了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就连一些西方人士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建设性。有些人回应说,这在短期很难实现,尤其是很难在下周的20国首脑峰会上得到充分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并不是在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追认的会议,相关共识已经在会前达成。从这个意义上,走向新的世界货币格局,的确还有很长的路。但就建立新国际货币体系而言,这是个有益的建议,从长期来看,有望成为切实的起点。在政治经济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的时代,就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容纳新生力量。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