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姚 洋 著

　　收入“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

　　上海世纪集团格致出版社

　　2008年12月出版

　　⊙唐多令

　　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

　　持续保持平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在三十年里顺利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到底是中国国情特殊还是当归功于经济发展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回首这一场盛大的人类社会科学实验场，点检经济改革成败，各家众说纷纭。早先致力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林毅夫曾一度断言，当代经济学的前沿，就是中国经济研究，谁能最终解释中国经济改革，谁就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抵从张五常开始，从地方分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激励机制来解释中国经济变迁，渐渐成为比较一致的主流思路，并且从庙堂高阶逐渐深入民间巷陌。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财政包干还是九十年代的分税制，分权带来的财政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形成了微妙的有效互动，而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与预算约束，最终促进了从试探性的姿态到全国铺开的政策路径。

　　经济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总是乐此不疲。在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姚洋看来，“如果说分权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那么泛利性政府则为这些创新被最终采纳提供了保障。”所以，除了地方分权之外，他认为，中央政府的作用逐渐减少，尤其是中性政府以及实践的务实主义，也是中国这三十年来制度创新和变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前者，正是他的新著《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所着力分析和探究的。

　　经济学所说的所谓中性政府，也就是“Disinterest”，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泛利性（encompassing）”的利益集团概念。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兴衰与僵化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如果统治集团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重叠较多，那么利益集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自然会带来对社会利益的改进，那么这就是“泛利性”的统治集团。

　　在解释这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时，姚洋将奥尔森的概念衍生到了“泛利性政府”，他认为，东亚各国的政府、尤其是在其发展的早期多为泛利性政府，而中国政府的泛利性源流甚至可以从儒家传统以及屈辱的近代史谈起。在书中，他归纳了一个泛利性政府的基本特点：首先，它更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其次，泛利性政府能有效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第三，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泛利性政府不受民粹主义的干扰，不追求给大众立竿见影的好处，而是力求能给国民提供可持续性的收入增长。

　　近日，姚洋将分析从泛利性政府过渡到后来频频谈起的中性政府，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姚洋总结的中性政府最大特点，就是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中立对待社会不同组织阶层。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一个政府特别在国内，在市场中很难作为一个中性因素存在，而往往介入利益、规则的方方面面，扮演着扶持、剥夺、无为等等不同角色。

　　不可否认，从理论探讨到现实世界似乎总是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姚洋在他的模型中谈论的中性政府，也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道德判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笔下的中性政府也许基于经济发展客观形势的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在改革初期，一方面利益集团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又面临地方政府的较强的分权诉求，那么中性政府的选择也是理性之举，很多对大部分人有利的经济改革政策推出也更为顺利。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曾言，制度不过是社会的日常规则，时移事迁，社会环境在变，约束条件也相应变化。如果中性政府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随着改革驶入深水区，中性政府的基础发生变动之际，经济调整也不可避免。下一阶段，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狂风巨浪，中国经济该如何继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此时此刻，回首总结中国改革历程，我们也许能够从中获得更多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