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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经济前低后高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次启动，其内在逻辑与1998年相似，都是在我们主动向下调整的“软着陆”过程中，突遇外部大冲击的叠加而导致经济过快下滑，使财政政策有必要转为扩张来作应对。
但这一次，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客观因素方面是外部冲击波的力度更大，主观因素方面是我们更有经验，更具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考虑着力点更全面，也更有条件调动市场的机制来呼应政策转型。我们有充分的、基于经济基本面和综合实力的信心，抵御外部冲击，维护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并把短期政策操作与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的目标，比较好地结合起来。
2009年，中国经济将会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更多的判断要根据今年下半年的情况，因为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是来自外部。如果中国经济今年二季度以后稳步走高，之后就是掌握力度的问题，而不会再出现转折性的下滑，可能会有波动。目前最重要的是二季度的数据，至于2010年经济情况如何，需要看到今年下半年的情况，才能作出预测。
四方面改善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中，我认为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要领：
一是在总量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适度扩张，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有必要较有力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赤字规模——在这方面我们不论从名义指标来看，还是从实际公共部门负债的综合考量来看，都还具有足够运用的安全空间。（2007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低于1，实为0；目前广义公共部门债务余额/GDP比重在低于30%的区间。）这种提高，我觉得既积极又稳妥。如果下一轮有必要给扩张政策加预案，那我们不妨突破一下。政府“反周期扩张”可以在带来市场主体跟进、形成回暖的运行拐点之后，再“功成身退”。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已有明显转变，财政困难显现，要做好过几年紧日子的准备。财政是在过紧的状态里面要考虑到自己规避风险、可持续的问题，所以要在积极的同时保持一个审慎和慎重的基本态度。
二是总量扩张要特别注意优化结构。优化结构的要领是要区别对待。大力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增加有效供给。对于与“三农”有关的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建设；交通与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点建设；贯彻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支撑改进基本民生的各类事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社会保险体系等）；支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项目和投入（重大专项、科技创新与开发等）；都是应借机加大投入力度的重点，可以改善企业预期，解除社会成员后顾之忧，消解“矛盾凸显期”的一些突出矛盾。这种政府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在我国需要长期注重，但在政策扩张期更可以加大力度，多办些想办尚未办、或力度可加大的事情。
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和谐，这种结构性的优化、升级，具有莫大的意义。比如：
——数以万计的病险水库和为数众多的失修农田水利设施，可以加快其加固、修整。
——数以亿计的社会成员未得到安全饮水保障条件的问题，应乘势力求较快解决。
——为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中心大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设问题，应当下决心借机在一些大都市（如北京）加快建设蛛网状地铁系统，
——看准了的“大飞机”、转基因生物技术，煤、气田开发和煤层气抽取技术、全流域水体污染防治与管理技术等重大专项，可一鼓作气加快推进。
——地震灾害之后高标准抗震校舍、医院的建设、边远地区（如西藏、青海）的寄宿制学校建设等问题，可以酌情加快；等等。
同时要防止“中华文化标志城”这类大而无当、定位不准、形式主义为主的项目，项目尽可能充分的严控政府“楼堂馆所”建设。要努力实施专家可行性论证和集体决策，以及严格的多重内外审计。
三是抓住时机，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税制改革，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这方面的代表性事项，减税首推增值税转型，可以更好地使企业积极承担市场投资主体角色，提高有机构成和加快技改、升级；与增值税转型配套推行的，可考虑资源税的重大调整，虽然这会使初级产品价位上升，但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更珍惜地而不是粗放、挥霍地使用资源，并且更积极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和技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以这种调整实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和增税（资源税改进）的组合，还可以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加大减、增双方力度的到位率。
从中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主体带来资源，会促使更多的企业认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自己的结构优化和升级换代等。要点就是它的量度是大多数的企业过得去。
四是多方协同配合，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在1999年的时候，开始由长期建设国债所筹资金拿出200多亿元用于大型企业技改贴息，即是带有政策性金融性质的“四两拨千斤”式调节，资金量至少可放大十倍。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应纳入考虑的政策性融资工具，可以首先积极运用贴息，并可以更加多样化，即更多运用BOT、信用担保、政策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经济增长点和创新活动。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其框架不是更加清晰了，而是更为模糊、更令人惶惑了，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尽快真正理清我国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思路和要点。这个问题既有关当前，又有关长远。在当下，我们已可以积极考虑消解“潜规则”，建立合理的明规则，研究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行地方公债（市政债），变堵为疏，建设与公共财政分税分级体制相配套的“阳光融资”规范制度，以利于有效控制公共风险和支持又好又快发展。
央行货币政策非常清晰
关于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我的基本看法，是现在的问题集中体现于省以下并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对策思路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上”，在缓解基层困难、改进转移支付的同时，注重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的“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进而在中央、省、市县三级都形成按“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原则的上下贯通的分税制，再配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从而实现基层困难的有效解决和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转变，达于长治久安。
公共财政建设中的管理创新和精细化，要积极稳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引起深圳、沈阳等地有居民正式要求提供预算和政府财务信息，对此应因势利导，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机制可在磨合中积极推进。
我们已经注意到地方政府发债，在这一轮的扩张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今天早上宣布的第一批方案，四川拿到180亿，广东是110亿。地方政府发债当前对地方政府有帮助，而且长期来说，我国把政府融资引入到一个阳光融资的状态，这是很重要的政策。这次非常明确，地方债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它是透明的，实际上就是认定了升级地方政府牵头承担还本付息的职责。我相信，我们建立规范透明的规则来实施地方政府的阳光融资，地方公债和私人债将有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是财政政策的一个要点。
货币政策方面，在“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做了非常清晰的解说，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利率方面不会把它调为接近零利率。目前，一年期储蓄存款的利率跟1998年非常接近。这个时候不是说利率的操作杠杆没有操作空间，要看它还能够操作几次。如果在货币政策方面继续有必要实行扩张，我们还可以选择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它还在15%以上较高的位置。我相信，管理层会考虑不仅仅限于存款准备金率的杠杆，还会和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更加相互呼应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