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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周小川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之后，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则撰文呼吁扩大开发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发言权。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呼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层言论的背景之一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政策声明，宣布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资产面临缩水的危险，与此同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却又不得不宣布会继续按需要投资美国国债。因此，有认为，在当前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被美国国债“绑架”，中国迫切希望长期内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即将于4月2日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成为中国利益诉求的可能出口。因此，有分析认为，中国几大高层的声音部分是对美联储宣布购买美国国债的回应，也是G20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关于中国立场的表态。
中国高层的表态得到了包括俄罗斯、巴西、IMF等国及组织的肯定和支持，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则高调回应称，他并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美国财长盖特纳也断然拒绝了周小川的最新建议。
——几大力量的博弈显见雏形，本期圆桌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了讨论。
⊙本报记者 周鹏峰 石贝贝
经济学家 沈明高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
高级经济学家 庄健
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Gerard Lyons
瑞银财富管理部董事总经理、
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 浦永灏
高层建议重在表态
上海证券报：近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创造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您认为这是因何背景提出的？有人认为，周小川观点是G20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关于中国立场的表态，又是对美联储宣布购买美国国债的回应，而最近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又表示说中国还会继续投资美国国债，您如何看？
浦永灏：我的解读是，从一个层面来讲，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或者债权国，对本国资产的增值保值表达出深层担忧；另一个层面，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所承担的国际功能与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存在许多矛盾。
此时，中国提出创造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的提法，而俄罗斯、韩国等国都与中国建立起货币互换机制，这是各国对于美元不信任度提高的信号。此过程中，世界各国存有疑问：一国货币如果作为世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首先它需要对通货膨胀负责，不能过度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欧洲央行承袭之前部分欧盟国家对通货膨胀的严格控制的传统，一手硬一手软，反通胀是硬，反通缩是软。
庄健：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决策者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但这次周行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为明确和具体。最近，由于美联储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动印钞机刺激本国经济，将导致美元币值的大幅度波动，这对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为目前全球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应成为即将召开的G20会议需要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
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其发行和流通理应受到国际货币监管机构的约束和限制，但事实上这种约束和限制十分缺乏和软弱。因此，我认为现在是各国共同探讨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良好时机，中国在G20会议召开之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建议，是非常及时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做法。
而对于中国而言，购买美国国债目前还是相对安全的一个选择。尽管美国国债面临缩水的风险，但其他投资类、债券类的产品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也处于变动之中，比如国际石油、铁矿石价格也在大幅波动，都存在风险。所以我认为中国近期还是会不可避免地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如果大幅降低持有量，会使得所持有资产缩水程度更大，对中美来说是两败俱伤，所以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选择。我想这也是周行长提议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沈明高：中国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在G20峰会召开前一周左右提出，显示中国政府表明态度的意味更浓一些，因为事实上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推动这些建议并使之成为具体政策。首先，中国希望试探市场的反应，从目前引起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来看，已经达到了部分的目的。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方面，这更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目标，短期内推动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中国的看法也会对美国决策当局构成压力，毕竟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国。中国对美元的担心，会使得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出台新的政策举措时有所顾忌，也就是说，这些政策既要考虑到美国国内经济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责无旁贷，表明立场只是第一步。
经济实力撑起话语权
上海证券报：您觉得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有多少底牌可以支撑周小川的建议？
庄健：一是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已比较健康；二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充沛；三是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良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加入WTO之后，贸易增长也非常快，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稳定度非常高，这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人民币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的坚实基础，也使得中国有更多的话语权来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沈明高：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周小川建议基础。一是从总量讲，中国的GDP去年就超过德国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按IMF预计，今年就可能与日本持平，明年就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而是从增量上来看，IMF预测2009-2013年，美国GDP增长与中国GDP的增长基本相当，大概每年增加7000-8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就增量而言，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这对于提升中国的话语权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以外需为主，别的国家不发展，中国的出口增长就会放慢，而如果出口增长较快，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会继续攀升，中国就不得不增持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元的资产。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中国经济的独立性不够强，使得我们的话语权的底气不是很足。
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中国恰恰是全球出口占GDP比重数一数二的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逐渐地从外需为主转型为以内需为主，那么中国的语境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以内需为主，我们就不怕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我们的购买力就越强；我们也不怕贸易保护主义，反倒是别人怕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我们可能变成进口大于出口的国家。
同时，我们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就会减少。到时，我们可以考虑，是减持美国国债，还是减持其他的美元资产，还是减持其他货币资产。中国有了选择权，谈判地位就进一步提高，美国对中国的声音就会更重视。
当然，撇开中国自身的因素不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美国综合实力还是最强的，IMF预测到2013年，中国GDP大概只有美国GDP的44%左右，还不到一半，当然我觉得这个预测可能有点保守。这使得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撼动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即使是欧元也难以与之争锋。
几大力量博弈进行时
上海证券报：G20峰会是否会就周小川的观点达成共识？支持、反对的国家会是哪些？又出于何种考虑？
庄健：周行长关于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得到了其他“金砖四国”的支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也表示赞同。实际上，抛开国别、国家利益来说，这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益的。当然这对既得利益者美国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保持目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通过各国协调行动“救市”，对美国短期走出困境有利，但对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而言就很难说。实际上欧美之间也存在分歧，欧盟并不同意美国的持续注资的做法，它觉得目前的刺激力度已经够了，如果继续刺激会导致中长期的问题，觉得不如从制度上去考虑变革。显然，站在各国自身利益角度与站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考虑同一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周行长的建议在这次峰会上至少会引起争论，就看美国、欧洲、还有发展中国家等几大经济体如何博弈和协商，并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我认为，至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话语权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毕竟他们对世界经济的拉动和贡献越来越大。不应该说增长好时，大家一起来拉动，出现问题，就牺牲别国利益来帮助某个国家解决问题，义务和权利应相互匹配，不能片面地去考虑问题。
沈明高：依美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对中国的建议直接说NO就可以了。
俄罗斯、巴西肯定支持中国吗？现在表明上来看是这样的，但如果人民币真的崛起成为储备货币，新兴市场国家其实可能面临比较复杂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变化也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对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维持了贸易逆差，中国的发展确实对他们的发展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中国的主张也容易得到这些经济体的支持和重视。但危机之后，中国对美国和欧洲顺差的缩小，压制了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贸易的空间，中国和这些国家的逆差就变成顺差了。也就是说，贸易格局的变化可能使得原来的合作关系转变成一种竞争关系，比如都要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短兵相见。反过来，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增长真正以消费驱动，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的支持才是比较坚强有力的。
欧美之间一直是既竞争有合作的关系，所以欧洲的心态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希望维持欧元的地位，并通过与美元的竞争提升欧元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当然希望有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的支持；同时，如果人民币真的要变成储备货币，对欧元又构成一个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不希望新的竞争对手出现得太快。所以说，对欧洲来说，维持现状说不定还有机会，如果出现新的货币或超主权货币，对欧元的地位也是一种威胁。
国际货币体系应该不是这次G20峰会讨论的主题，达成比较具体的共识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比较可能的进展可能包括，IMF如何增资，是让会员国增加持有比例，还是通过发债的形式融资；在SDR的分配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但这方面的调整与催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两回事。
浦永灏：关于特别提款权的问题，如果把它作为全球各国储备货币的操作标准，我觉得在具体操作和实行上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同时，我觉得美国不会采纳这个建议，美国目前迫切需要兜售本国债券、来获取资金解决本国的问题。
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特别提款权的提议就会非常欢迎，它可以担当保管者（stakeholder）、组织相关工作，这同时也能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以及对全球货币体系的责任。俄罗斯、韩国、印度等国对此也会比较欢迎。发展中国家也会提出有关货币体系的议题，但是短期内可能难以有能够具体执行的方案。
但是此次峰会可能不会讨论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目前首要讨论解决全球经济如何走出困境，还可能会重点讨论如何加强险控制、加强对对冲基金和银行和投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等。
Lyons：即将召开的G20伦敦峰会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呼吁全球政策话语平台变革的呼声大涨之际。比如，给予新兴市场的中国和印度更多重视。但是，究竟以何种架构来取代现有体系仍未有定论。比如，美国和日本对于欧洲具有过高的投票权和地位可能并不很满意，还有观点提出以非洲联盟取代南非、才能更好地代表非洲。
而中国对于全球政策话语平台的看法也至关重要。同时，尽管当前不少国家关注的焦点是G20如何解决经济金融危机，但是很多国家会就此想得更为长远。
G20伦敦峰会需要兼顾到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包括短期内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挽救世界经济，长期则需要在强化全球金融体系、避免金融危机重蹈覆辙等方面达成共识。许多人认为，加强现有全球性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非常重要，而这些机构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救助受危机影响最严重、处于经济衰退中的经济体。
构建超主权货币意在长远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面临哪些困难？
浦永灏：全球货币体系中设计一个超越主权储备货币的难度，更加难于在欧洲体系中设立共同货币，此外还需要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共同体系的货币，它与各国的通胀的关系，如何计算其中某一成分变化之后的权重调整，存在很多技术难题。
沈明高：从长期来看，一个比较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是发展方向，比如有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等，这样使得不同的国家选择余地就会加大，竞争就会加剧，如果美国采取不负责任的政策而中国采取较负责任的政策，那其他国家就会舍弃美元改采人民币为储备货币，这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机制。
庄健：周行长提出这个建议本意也是长远的目标，是渐进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方向要有，比如中长期的规划和目标确定，如果连这些都不讨论，那原有的问题就更没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包括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国际金融的监管等。但这次峰会最终是否能有突破就要看美国、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三方的力量角逐，应该会比以前有所进展，毕竟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至少会有一些意向或建议会提出来，中国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应该会更大一些。但也不能寄希望有太高的突破，毕竟目前欧美经济仍占世界经济比较大的份额。不过，现在因为美元的强势地位，可以大量的发行，让世界各国来共担其风险，但这种情况不会长期存在。
上海证券报：如何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Lyons：新兴经济体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分歧，而且长远来看有助于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秩序。3月在伦敦举行的G20财长会晤，在扩大金融稳定论坛、吸纳更多发展中国家成员，并将为全球金融机构设定新标准等方面已达成一致。
G20中的亚洲成员国家也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能够施以援手，提振对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援助了几个东欧国家，目前资金并不充裕。假使亚洲、非洲或拉美的某个中等经济体需要援助，该组织可能也将爱莫能助。
此前在的G20财政部长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某些进展，同意大幅度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也计划将资本扩大两倍至1650亿美元，使其能够向该地区最贫穷和最易受影响的人群提供援助。除发达成员国日本外，中国、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强国也被寄予厚望，即，在全球金融机构所需的资本额调整中提供相当数量的资金。
然而，新兴国家出资额增多必然会让他们对这些机构的运营有更大话语权。例如，目前韩国的经济总量是比利时的两倍多，但比利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人数比韩国多50%。发达国家将不得不在此方面做出更多让步。
在即将举行G20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需要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配额分配的修改流程，使得新兴市场能够在组织内获得与其金融地位相适应的表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