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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直言“三农”
李昌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陆学艺
《大气候》是李昌平继《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之后的第三本书，一本为农民找出路的书。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农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亿多的事实，李昌平发问：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不可能现代化；假如中国减少农民，将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农民工”——工人问题就更加严重，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他进而推论，“出口拉动型”或“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可以解决亚洲“四小龙”的农民问题，因为“四小龙”只有几千万人，几千万人为发达国家数亿人搞“制造”，供小于求；但“出口拉动型”“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十几亿人去为发达国家数亿人“制造”，如果加上印度、越南、巴西，是数十亿人为数亿人“制造”，就会供大于求，是没有出路的。
李昌平的这个“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实在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应对金融风暴，要加快“出口拉动型”，“外向依附型”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更有意义。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20多年前，一位有院士头衔的部长，发表了一本书，说中国这点国土和资源，最佳的承载能力是只能养7亿人。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发表了一篇惊动中国朝野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他测算，到2030年，中国将需要进口3.78亿吨粮食，而世界所有各国出口粮食的总量只有2亿吨。所以，他预言“粮食的严重短缺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奇迹过早结束。”他没有想到，就在1996年，中国农业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从此结束了粮食长期短缺的局面，变为“基本自给，丰年有余”的格局。
这几位的提问，都是在中国人多这个关节点上被难倒了。李昌平提出的难题，也遭遇了同样的境地。
其实，李昌平在“寻找中国的出路”中开篇就说：“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任务是将农民变为市民。这近乎是‘普世道路’，没有人怀疑”。对的。欧洲、美国、日本、“四小龙”都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了农民问题，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将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不过，中国将根据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李昌平看到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不当而引出的。世界上哪有一个现代化国家，关起城门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不让农民进城的？中国现在70%以上的怪事都出在这城市化不当上。推行了50多年的工业化，农民却反而增加4亿多人（1952年的50139万，2006年的94500万）。好在去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三农问题，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今后将“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个会议的《决定》把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的病因找到了，假以时日，难题是能够逐渐解决的。
李昌平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么多农民进城来都搞制造业，就会“供大于求，必然没有前途”。这是因为以前的外贸结构畸形，外贸依存度奇高，内需扩不大。这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没有改变而造成的。改革了城乡体制，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在近期把已进城1.32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融入城市，逐步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内需就会以很快的速度往上提，更何况将来还要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人计算过，现在是9亿农民，4亿市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3.38，实际差距是1∶5。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估计还要有30年时间才能把差距逐渐缩小。差距也是潜力。真是如此，还愁内需不振吗？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出口了如许多的“中国制造”；实际是强制压低了中国农民的消费而实现的；如果“中国制造”转而主要为中国人自己消费，中国的制造业，就能长盛不衰。何况还要大规模发展第三产业。所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局面就会完全不同。
李昌平观察到这些社会现象而提出的问题，是他假设现在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真是如此，那他担心的难题就会出现。这些结构、体制改革的难度也实在很大，他看到的客观现实也实在太严峻，难怪他感到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是，我们已经把坚持改革开放写在党的旗帜上，而且一再重申要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虽然难度确实很大，但只要坚持不懈地改革，经济结构终究会得到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终究会被破除，城乡一体化的格局最终会实现。我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不进则退，不改行吗？
李昌平最后说：“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模式，或者说一定要走‘中国道路’，农民才有出路”。这个结论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