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时代

　　《时代周刊》4月8日文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时代

　　假如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行一场全球辩论，毫无疑问它将被人们无情抛弃。在过去的30年，这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组织在亚非拉地区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厌恶，因为它总是在发展援助方面附加一些非常苛刻的条件，正如执行总裁——法国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2007年所说，“今天，IMF已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口”。

　　然而，突然间IMF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成为拯救世界经济的“大英雄”了。在G20伦敦峰会之后，它的资金增长了三倍——达到7500亿美元之多。据信，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救助濒临破产的一些国家和提高全球经济运行的流动性。

　　其实，增加了这么多的资金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它意味着IMF的行为方式将发生某种重要的变化——巴西、中国和俄罗斯将谋求增加自己的更大发言权。这些国家希望G20在全球经济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IMF也需要与时俱进——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塑造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并要求各国加强金融监管。

　　这一切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现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如果G20所确定的思路能够得到推行，而IMF能够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并能得到世界各国认可的话，那么它将与它的创始人之一凯恩斯稳定世界经济的想法相当接近。

　　然而，我们知道IMF并不是“国际红十字会”——能发挥“救死扶伤”的功能。相反，人们必须发展出一种既能使债权人满意，也能使债务人放心的“完美机制”。事实上，重新发现这种平等交换机制的思路，恰恰是IMF重获新生的关键所在。

　　（作者：《时代周刊》资深记者皮特·加姆贝尔    张金翠 编译）

　　我们应该听听北京的货币建议

　　《金融时报》4月8日专栏

　　我们应该听听北京的货币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议创制“超主权储备货币”来代替美元的长期统治。巴西和俄国已经表达了对于周小川提议的支持。美国和其他几国政府，则很快地表示拒绝，并重新肯定了他们对于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信心。他们明显担心一旦这一议题得到严肃讨论，肯定会动摇人们对于美元的信心，使得美元贬值，而提高欧元和其他货币的地位。

　　但是从美元未来的全球角色来讲，存在一个对金融稳定性较为间接的危险。这一威胁是中国和其他可能的货币权威一起持有5万多亿美元的储备，这将因对于美国巨大、持续的预算赤字而失去信心。

　　周小川承诺，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一个开放式的特别提款权主导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持有者的新资产将是流动的，支付回报的市场利率，提供渴望的分散投资。一个货币篮子的分配是44%的美元，34%的欧元，11%的英镑以及11%的日元。

　　替代账户对所有相关者将是有利的。美国将避免美元自由落体的危机，欧洲将免于欧元的迅速升值，全球系统将避免不稳定性的潜在源泉。对于中国和美国发展正式的G2关系，这是一个理想的议题。

　　（作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Fred Bergsten 贺艳燕 编译）

　　麻生版“亚洲经济倍增计划”困难重重

　　《日本经济新闻》4月10日社论

　　麻生版“亚洲经济倍增计划”困难重重

　　东亚领导人会议，已经因泰国国内政局动荡而推迟，不过，此次会议之前麻生太郎首相提出了到2020年将东亚区域经济规模增加一倍的“亚洲经济倍增计划”，倘若能够得到域内各国的赞同，日本与该区域的经济合作将更上一层楼，但是实际上该计划面临诸多困难。

　　在该计划中，日本将构建一个2万亿日元的贸易保险框架以促进民间对铁路、公路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同时将利用先前已公布的2万亿日元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以促进物流网络的建设与环境技术的普及。麻生首相认识到仅仅日本经济增长是不够的，需要“全亚洲整体的增长”，这是正确的。

　　日本仅仅依靠向发达国家的出口，无法走回持续增长的轨道。少子、高龄等问题使得日本的内需也不值得过多期待。与亚洲各国携手通过外交政策扩大“亚洲内需”是极其重要的设想。问题是东盟、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能否赞同麻生的构想。事实上，世界各国普遍不看好麻生政权的寿命和政策执行力，所以有国家担心该计划会因麻生政权的倒台而流产也是正常的。

　　在此前的亚洲货币危机中，日本反对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主导的经济稳定政策，提出亚洲版基金的构想，结果遭到美国和中国的反对。与亚洲合作看似前景美好，实际上需要高超的国际政治技巧。

　　（梁宝卫 编译）

　　三大因素将酿成欧盟一场强风暴

　　《泰晤士报》4月9日评论

　　三大因素将酿成欧盟一场强风暴

　　欧盟面临三个比英美更严重的问题：德国经济面对出口下滑时表现的严重脆弱性；东欧金融的不稳定性；欧盟核心区和边缘区紧张关系。这三个因素相互增强，危险将合并成一场巨大的风暴。

　　德国的GDP在去年第四季度以年率8.2%的速度下降，而英国是6%。德国聚焦于出口，其汽车和投资物品由于衰退比金融服务和其他知识性产品遭受到更多打击。德国与英美的关键性不同，是它依靠的财产和信贷的国家是西班牙、匈牙利、俄国、爱尔兰和英国等，而这些国家经济严重衰退。

　　过去十年中，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已用光了外国借款。更糟的情况是，70%的抵押和汽车贷款在匈牙利是欧元和瑞士法郎，这使许多家庭和生意破产。出于这个原因，中欧政府已经竭力保护他们的货币，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但经验表明，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货币保护很少成功。

　　尽管欧洲困难重重，欧洲人还是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能依赖德国纳税人。但这个假想的问题是如果德国援助澳大利亚和欧洲中心，它将很难拒绝对爱尔兰、希腊、葡萄牙等政府的支持。伴随着德国失业和财政赤字升高到一个过去不可想象的水平，对于泛欧洲金融援救的政治支持很可能难以服众，特别是在选举中。

　　（作者：《泰晤士报》专题总编阿纳托尔·凯尔斯盖 贺艳燕 编译）

　　《华尔街日报》4月9日文章

　　援助让拉美更贫穷

　　最近，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了宏伟的经济振兴计划，而奥巴马总统也四处出击，比如将“泛美开发银行”（IDB）的资金储备再提高三倍这一举措，真的是堪称“大手笔”。不过，在实际上，在“泛美开发银行”的刺激计划下，拉美各国不过是美国的“客户”而已。

　　其实，这也是验证奥维尔名言的时候了——“多边经济援助不仅不能解决拉美的贫穷和落后，相反它更使得拉美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自从1959之后，“泛美开发银行”就着手就拉美的贫困问题进行经济援助。此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发展组织都对拉美进行了大量的发展援助（ODA），而到2008年这些援助金额也达到了创纪录的1198亿美元。

　　可是，拉美的经济却并未好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盖特纳却在这种状况下增加了对拉美的援助金额，正如已故经济学家皮特·罗得鲍厄（Peter Lord Bauer）所说，“这简直是不顾现实”。罗得鲍厄在1972年出版了《对发展的不同意见》一书，强烈批判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他认为关键在于经济机制的建设。在他看来，外国援助不仅是浪费金钱，而且也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掩盖了起来，从而让拉美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很显然，自由贸易和产权保护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推动力，而事实也证明经济发展与外国援助的规模并不具有正相关性。

　　（作者：《华尔街日报》社论编委玛丽·安娜斯塔西亚·奥格莱狄 张金翠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