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一、富国还是强民：GDP增长目标下的经济不平衡问题日渐严峻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发展经济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头等大事，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应该也是无可厚非的。采用GDP替代总产值作为考核政府部门业绩的首要目标，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中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被纳入统计范围内，极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全球最快的，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前30年的4倍左右。

　　然而在过去30年GDP以每年平均9.8%速度增长的同时，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至今不足美国人均收入的5%。而日本在它高速增长的26年之后，人均收入却超过了美国。虽然我国的收入基数太低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如日本和美国劳动者的薪酬总额占GDP比重一般都在60%-80％之间，我国则是非常低，而且还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中，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7个百分点，尤其在1992年经济开始超速增长之后，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9个百分点，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国家”和“国民”之间的财富比例看，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35.48万亿元，2007年利润总额就达到1.76万亿元（截至2007年底国资委的统计），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我国2007年末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而同期美国是71%，欧元区是67%，日本是163%。

　　从我国的储蓄率结构看，我国高储蓄率主要是靠企业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维持的，居民储蓄率这几年是在缓慢下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居民储蓄构成，会发现中低收入阶层的储蓄比例是非常低的。

　　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多重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

　　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都是多重的，当然首先是要确保经济增长，如2009年提出了GDP保“8”的目标，其它的目标还有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CPI、节能减排、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缩小城乡差距、发展中西部地区等等。尽管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基于良好的愿望，也是老百姓翘首以待的，但效果并不理想，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都超额完成了，其它指标或者任务却年年欠账。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0年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一个贡献因子的相关性分析：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结果可以发现，最终消费贡献是不显著的，可以认为对GDP增速的变化没有明显作用，而资本形成最显著，净出口也是显著的。中国的GDP增长历来都主要靠投资拉动，当然1994年以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开始加大。在很多时候，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呈反向关系，GDP增长率高的时候，资本形成的作用就大，消费对GDP的贡献却在下降。

　　就GDP、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而言，我们发现从2004年开始，私营和个体部门已经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体，而到了2007年，几乎新增劳动力都靠个体和私营部门吸纳。而我们4万亿的投资却主要流向公共部门。再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看，也是递减的。从1990年代初的120万左右降到如今只有90万左右，面对2009年所面临的严酷的就业压力，靠投资拉动的GDP估计最多也只能解决100万新增就业人口，不足全年新增劳动力的十分之一。

　　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存在很大问题，尽管过去10多年中自上到下都一致认为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但为何就一直无法实现呢？首先这与我们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有很大关系，其次是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彼此关系的深入分析。比如说，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与促进就业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彼此的相关系数又是多少？关键问题在于少有人深入研究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多重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三、经济增长与扩内需呈反比：是否还要继续把GDP作为首要目标

　　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觉得启动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如果考察二战之后经济起飞和产业升级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发现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而最终消费（也就是我们所提及的扩内需）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比如在1952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达9%的GDP增长期间，日本的消费贡献是65.94％，当GDP增长降低到4.2%的时候，消费贡献上升近2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则下降2个多百分点；韩国也是如此，当上世纪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较70年代下降10个百分点后，GDP则增加了1个百分点。1998年以后随着消费对GDP的贡献再度提升，GDP增长率则相应下降。而对中国过去30年的GDP增长的分析同样发现，消费贡献率与GDP增长也呈弱负相关。

　　既然扩内需、保民生与GDP增长率的提升是负相关，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那就是究竟是要一个GDP增长的奇迹，还是要提升全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就业问题。

　　中国在过去60年中的经济增长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如果中国能够让13亿人共同富裕起来，那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所以现在是到了淡化GDP的时候了，应该把财政支出用在如何更多地提供社会保障、更多地增加就业人数和最大程度上去带动消费方面，而不是用在如何让GDP达到某个增长目标上。

　　（本文和经济学博士王虎一起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