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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生于中国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1975年起担任英文杂志《汉声》的摄影。1981年起制作电视节目，发表“映像之旅”、“户外札记”、“大地之颂”、“灵巧的手”等两百多部纪录片。1988年起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1992年起创办《摄影家》杂志。著有《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面对摄影大师》、《摄影家西游记》等专著，以及《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等摄影集。2005年初举办个展“恒持刹那：随证严法师行脚五年”。
他改变了摄影
《乡·亲——阮义忠摄影展》近日在位于上海M50的上海爱普生影艺坊举行，记者有幸对阮义忠先生作了专访。在采访中他透露，今年夏秋之交，广东美术馆将为他举办大型回顾展，展览的名字十分精辟地概括了他的艺术生涯：“转折点——一个人，一本杂志，一个时代”。
在采访中记者告诉阮先生，与许多摄影爱好者一样，我是他的读者，他的专著《当代摄影大师》是记者了解西方摄影史的启蒙读物。他的专著、他所主持出版的《摄影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曾经是包括许多专业摄影家在内的中国大陆读者都十分关注的。而他也是最早用《摄影家》的专辑，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摄影的。因此，我们说他改变了摄影。
摄影改变了他
这次展览中展出的照片，曾经在他的摄影集《正方形的乡愁》中出版过，表现的大多是台湾本土的土地与人的关系，过去也在书刊中看到过。不过在有机会亲眼目睹他的作品后，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他对西方摄影传统的透彻理解与对台湾本土文化的热切关注，是相辅相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台湾省宜兰县一个小镇的阮先生，曾经在对都市、对现代派文学的向往中，十分憎厌土地，渴望逃离农村生活。是摄影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使他对土地和人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事摄影后他才发现，“原来，摄影就是一门‘看’的艺术、‘看’的哲学。要真正进入摄影的世界，就要学会怎么‘看’。”他认识到：“我要把自己坚信的人生价值，将稍纵即逝的瞬间，以最有力的形式化为永恒。相机不再只是记录的工具，而是我跟对象沟通的媒介。”他在追求摄影艺术真谛的过程中变了，形成了他的观看之道。
艺术要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找温暖
问：你的早年经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做专业摄影师之前向往都市、厌弃土地与农村，之后却逐渐把镜头瞄准农村，以“土地与人”为主题，经历了一个反向的过程，这是不是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答：台湾一开始对本土文化有自卑感，总是认为西方先进、现代，中国传统、落后。当时有一本1971年创办的《汉声》英文杂志，却对本土文化十分重视，报道台湾民间的衣食住行，记录民间文化中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的内容。当时台湾有很多外国人，这本杂志就是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不仅如此，这本杂志的印刷也最精美，航空公司一度都在航班上直接用这本杂志供旅客浏览。这本杂志不仅在台湾地区很重要，后来扩大到祖国大陆，在整个中国文化区也很重要。
这是台湾第一本主要以摄影发言的刊物。很幸运，我就在那里学做摄影师。我的良师益友，除了杂志创办人之一的黄永松、爱好摄影的美术师姚秀嘉之外，还有在美国的国际媒体中实习过的吴美云。回头来看，如果我在别的媒体里工作，就不会走后来的路。
问：你所创办的《摄影家》杂志，是如何定位的？
答：我1992-2004年创办了《摄影家》杂志，一开始就面对全球的摄影家。我在介绍这些摄影家的作品与动向时，强调摄影的人文关怀，强调摄影首先应该真实的而不仅是美的。杂志中英文对照，与所有的华人世界有关。事后证明这样做对了，因为台湾市场太小。
当时，全世界的平面媒体都开始萎缩，摄影杂志都偏向技术层面，与商业紧密结合，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世界罕见的摄影杂志，被全世界关注。
同时，我们也做了些特别的事，那就是关注中国大陆的摄影，出了“中国摄影”、“中国新摄影”两个专辑，反映了中国纪实摄影、中国艺术摄影的面貌。有人甚至说我是“中国摄影教父”。我想，也许是我在最好的时机做了最好的事情。
问：你的杂志为什么停办？
答：因为台湾发生地震后，跟随证严法师投入慈善事业。
灾难有时是启示，会告诉你平时在书上、在哪里都读不到的人生的真理，让你重新审视你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我因此想到“别人”：那是他还是另外的我？想到“物”：人类想方设法用物，但是物不会多，人却会越来越多——人与物的关系要思考；想到金融危机，揭示了人的贪念。我想到英国哲学家罗斯金说的话，看一棵树之所以会成长为枝叶交叉，那种力量就是生命，生命的强度就是那些枝叶彼此关联互动的强度，这种互动一旦停止就是毁灭的开始。其实，这些道理中国人早就知道，只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让我们慢慢遗忘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是就事论事地寻找办法问题的办法就可以了，而是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
问：你怎么看近年来迅速流行的“观念摄影”？
答：我对摄影有一个简单的标准，摄影要靠对象，用对象的影子来说话。摄影家再了不起，他的功劳只有50%而已。摄影家一定要尊敬对象。观念摄影如果用了对象又传达了它的（指对象的）观念，还是好的。如果倒过来，践踏对象，那就不好。“观念艺术”本身是好的，但如果艺术家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忽视了原来的内容与意义，对象成了十足的道具，那就不好了。
问：你在当年编著“摄影新锐”时，曾经对那些作品及其创作理念有所保留，如今你是什么看法？
答：当时我做“摄影新锐”那本书，做了一些平衡，把重点放在找寻摄影的可能性，介绍时就完全放开自己的成见。主要关心其中的那些新锐摄影艺术家想表现什么，表现到什么程度。这也显示了自己的包容心。现在回头看，其中还是有人如辛迪·舍曼等，不仅成为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甚至是当代艺术史上都不可或缺的大家。
有人说你为什么眼光这么好，也许这是因为不是用一把尺子看人。摄影家的重要品质，就是发现别人的好。而现在的观念摄影的毛病，就是只证明自己好。有这样的毛病的艺术家，不管现在多么风行一时，很快会过时，因为他们的艺术缺乏真诚。
问：你了解中国大陆当代摄影的动向吗？
答：大陆摄影的变化太快了，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每次来都听到一些新的消息，惊异那些人也在拍照！
流行的毛病在大陆比较严重，因为中国人喜欢一窝蜂。西方好一点，不管什么东西在流行，同时总还是有人坚持自己的艺术实验。
对纪实摄影而言，当然要追求摄影的批判的风格，但另一方面作品所传达的温暖的感觉越来越少，似乎冷酷就是现代化的氛围。但我觉得艺术就是要提供温暖，要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找温暖的东西。首先是艺术家自己先取得感动，再捕捉下来传达给观众。艺术不光是揭示真相，还要给人信心。
至于观念摄影，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观念，让自己使用从未用过的语言，为新而新，这是一个迷失。观众看到这样照片，会是愉悦的经验吗？这种自我中心、为新而新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艺术家的态度，而是这个社会所有人的问题。
艺术想要与政治靠拢，讨论社会变化带来的问题，太政治化了。艺术有自己的领域。艺术首先是爱的，温暖的。爱有冷冰冰的吗？人性当然有残酷、冰冷的一面，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残酷、冰冷太多了。艺术也应该扬善隐恶。我投入到慈善事业里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未来，就看你是否把别人看作自己。这就是我的信念。这些信念虽然我不一定能做到，但要一步步去做。
⊙本报记者 邱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