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宏
记者：金融海啸发展到现在，你们对宏观经济判断是什么？关注重点在哪里？
沈涛：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要准确地预期宏观经济的走势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通胀的走向。因为通胀水平决定债券投资收益的基本面。
决定通胀水平的不光有各国自身经济因素的变动，国际汇率变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贸易和结算货币，美元的汇率对全球的通胀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当前的金融危机阶段，美国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客观上就会使美元在国际汇兑中贬值，而为了不要在这场危机中进一步损伤国内的出口，各国就可能会跟随美国而使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这样就会有加速全球通胀的潜在压力，这样反过来也使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考验。
近一年来，多种世界主要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发生了大幅波动，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进一步防范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而由于各方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在上升，市场对通缩迅速转化为通胀的预期也应该是加大了。
记者：全球各国现在普遍是松动银根的刺激政策，中国也是，其中的逻辑是什么，效果会怎样？
沈涛：逻辑应该都是类似的，就是通过提供大量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希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有更多人愿意投资和运作企业。第二、一定程度上支撑资产价格，试图创造新的需求，来打破去杠杆化的负向循环。
这种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增加的流动性能否有适当的需求相匹配。如果增加的货币量或者是信贷的扩张远超实体经济的需求，那么对经济的刺激也仍然是有限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较典型的情况是，各国的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有限，而政府采用大量财政政策来提供需求，短期来说都会产生一定的刺激效果，但长期结果对各国是各不相同的。中国政府有能力、财力来启动4万亿的财政计划，但美国政府却需要美联署购买国债才能有效进行。
记者：你对这次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如何看待？中长期看来效果如何？
沈涛： 国内现在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结合，面临的双重任务是，第一，不能让经济活跃度降得很低，GDP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如果GDP降得很低，还是会影响就业和社会安定。第二，要逐渐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从出口为导向转到以消费为导向。政府从去年四季度开始非常坚决地实施了一连串的经济刺激政策，决心很大，效果从目前来看也是相当显著的，今年一季度许多指标显示宏观经济已经有见底回稳的态势。但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要通过多方面政策的调整来刺激内需，这可能是比短期的刺激计划更加艰难的事。但无论如何，短期的难关必须跨过去我们才能有中长期的预期。
记者：很多人认为，目前和上个世纪1929年大萧条有可比之处，也有人认为和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有可比之处，你有何看法？
沈涛：我认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1929年的大萧条时代还是有相当的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联程度相比那时密切的多。“地球村”的概念以前是没有的。比如，美国那时候的经济状况和世界其他经济体没有太紧密的关联。而现在不一样。现在网络上一则信息，明天可能全球市场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全球化的经济态势下，全球性的视野无论对于投资策略或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非常重要。
记者：友邦华泰正在发行货币基金，货币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市场机会是什么？
沈涛：我们觉得，货币基金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收益应该还是其次，主要还是安全的现金流管理，以及没有明确投资方向时暂时的、蓄水池的作用。我们这个产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平均久期不超过120天，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要短很多，主要目的是让流动性更好，更加突出货币的安全性。因为目前这个市场，无论是权益类还是固定收益类的投资，波动性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未来一阶段的市场，我觉得中短期我们的资产价格还是有上升空间，债券市场还是会有点压力；如果新股恢复发行的话，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可能会有所上升。另外，如果经济趋好的态势比较明显，那么企业债相比国债的风险溢价可能会有所降低，因此，企业债会成为可能的一个投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