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国际原油价格在经历了2007年至2008年过山车式的剧烈震荡之后，似乎重又开始显得有些躁动起来了。按照政府公布的“以20天为周期进行评估”的调价规律，再看一下近期国际原油期货的表现，显然又到了新一轮油价调整期。人们早已预期到油价可能要上调，而华南地区成品油价格悄然上扬，已向大众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涨价信号。
实际上，中国成品油价格已高于美国2元左右。从美国能源管理局网站上，我们非常清楚地找出目前美国的官方油价——汽油价格1加仑200美分左右，1加仑相当于3.785升，若按照美元和人民币1: 6.83的比价折算，那么美国汽油价格大概每升相当于人民币3.6元，而且已是含税价。
熟知经济学的人，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所谓“经济繁荣”，就是即使处于高价位仍能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量，并由此带动其他一系列产业的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均衡的高价实际上是经济繁荣所必须付出的一种必要代价，或者说是繁荣使然的一种结果。中国的高油价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形，那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一个基础的判断是，从计划体制中传承下行政管制影子的影响。
也难怪，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转型而来的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当然多多少少有些管制的痕迹，具有高度行政垄断的管制特性。因此，很多人都认定造成中国目前高油价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行业的高度垄断。所以，如果能与国际油价挂钩，那么一定能消除我们与美国的这种油价差距。按理说，一旦启动与国际油价挂钩的机制，我们就该享受到美国人的低油价了。但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在美国人的油价下跌时，中国的油价涨价机制正在悄然启动。
再细究一下，现行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存在一个陷阱：这一挂钩机制的变动幅度和实施时间，只要实施得不够准确，或者时机不当，很有可能会造成比不实施更加严重的后果。
尽管作为高油价的直接受益者，中国的石油巨头并没有直接的国际定价能力，也没有国内的调价权力，但足够大的公司规模和游说能力使得他们具有比其他各方更强的谈判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实施机制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权。早在2005年国际油价开始涨价之际，他们就提议发改委要尽快启动与国际油价挂钩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引发国内各界的一片热议。因为这是个看似唯独对他们不利，而国人在之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则可察觉到其用意所在。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挂钩的方案早在几年前就基本定稿，不过迟迟未得到实施。而国内两个石油巨头以国际原油价格暴涨为由连续上涨数次，而且一致认为现在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并非全球最高，仍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
原来国际油价上涨的压力，是他们可以通过对相关部门的游说来转嫁给消费者的，而当国际油价下跌时，他们显然不太愿意调低价格，但此时受制于公众压力之下的管制部门还是要求他们下调价格。因此，这一与国际挂钩方案的重点实际是针对国际油价下跌的。与上涨趋势时的60美元价格挂钩，还是与下跌时的60美元价格挂钩，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国际油价一路暴跌到每桶40美元左右，本该下调的国内油价却随着争议声中的燃油税改革非但没跌反而有所上涨。接下去，搁置已久的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方案突然启动。或许，国内石油巨头终于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感觉实施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国际油价恐怕很难再低于40美元，更不用谈2003年时的20美元。这意味着，这一机制的实施使得本已虚高的国内成品油价格将维持只涨不跌的局面。
很显然，这个看似对石油两巨头不利的方案，只要实施时机窗口妥当，他们完全可以借势夺得主动权。同样，一个看似对社会大众有利的改革方案，却在实施时机谈判的失利使油老大获得最大利益。尽管这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是匪夷所思的，但现代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此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解释：利益集团的刚性和谈判能力使得那些有利的制度安排很容易沦为比原来更糟糕的制度，只要在一些细小的，不太会被大众所关注的细节上做手脚即可。这正是世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中探索》中不断提醒世人要特别小心的制度改革要点。
当然，上述的议论绝不是要牺牲国家战略安全而成全小我的私利，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油价上涨，接下去会引致煤、水、电等一系列资源性产品上涨的恶性循环，而这些价格的上涨虽然无关于CPI，但却会极大地扼杀中小企业的生产动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处在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这无疑是与政府的大规模救市举措背道而驰的。
那么，接下去我们要再问的问题也就非常清楚了：面对眼下的经济困难，我们是该先去救助中小企业以保存他们的发展后劲呢，还是维护那些国有垄断行业的利润？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