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东亚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建立了名目繁多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包括亚欧会议财长机制、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机制等。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清迈倡议、亚洲债券基金和亚洲货币单位等。
但近年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逐渐陷入了困境，各方相继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虽然东盟通常在名义上被视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中心，但明眼人都知道，其眼界仅仅满足于追求内部较低层次的一体化，并不足以担此大任；而真正雄心勃勃的中、日、韩三国，又因主导权问题争执不休。而推动东亚合作的关键，其实正在于中、日、韩三国之间能否实现良性互动。
回顾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难产的全过程，便不难透视三个东北亚国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第七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设想，到2007年5月10＋3财长东京会议正式宣布建设“东亚外汇储备库”，是为初始阶段。
此后谈判成果开始以缓慢而稳定的方式推进。2008年5月10＋3财长马德里会议，进一步将这个储备库的规模明确为800亿美元，其中，中日韩分担80%，余下20%由东盟十国内部分摊。2009年2月在泰国普吉岛举行的10＋3财长特别会议上，各方决定将拟议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在今年4月10＋3领导人峰会前夕，东盟内部率先落实了240亿美元的具体分配；韩国也宣布出资份额为240亿美元。但中日两个最关键国家之间仍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在5月3 日的10＋3财长巴厘会议上，中日两国立场相互接近，双方同意各承担384亿美元（32%）。同时，韩国出资份额下降为192亿美元（16%）；东盟十国份额不变，仍为240亿美元（20%）。
以笔者看来，“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虽然挂着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招牌，但真正瞄准的，却是东亚地区货币和金融一体化的未来。储备库不过是一个载体，未来附着于其上的汇率政策协调机制、亚洲债券市场乃至共同货币等高层次货币和金融一体化的成果，才是区域内各大经济体真正想要的。从此意义上说，它其实就是亚洲货币基金（AMF）。
因此，绝不能仅仅将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立理解为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反应。首先，在2003年这一机制刚提出时，华尔街金融风暴尚遥不可及；而当这一机制在今年底进入实质运作阶段时，各主要经济体恐怕已踏上经济复苏的道路了。所以，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存在与否，对于本次金融危机基本不会发挥实质性影响。即便其间有甲型H1N1流感、能源价格反弹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也不大可能使经济复苏进程出现重大逆转或中断。由此，笔者认为，对于东亚各国积极推动储备库建设的行为，在分析其背后动机时，若一味着眼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其次，中日韩对东盟国家的特殊照顾，显示这一机制有更长远的战略考虑。从形式上看，这一机制借鉴了IMF的设计思路，但与IMF“出资越多、可获取的资金越多”规则不同的是，未来中日两国将来从储备库中提取的外汇数量不超过其出资规模一半；韩国可以提取等额的外汇；而东盟国家可动用外汇的上限则是其出资规模的2.5至5倍。显然，若单从理性人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本身并不能从储备库中直接获益。但这一机制照顾到了一些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的需求，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增强他们参与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兴趣。一旦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走上正轨，所有国家都将成为赢家。
最后，从内容上看，与双边货币互换停留在纸上的承诺不同，与IMF类似，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要求各国实际缴纳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千方百计要求提高贡献能力。因为各方都清楚地意识到，现在的出资规模直接决定今后各自在东亚地区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大小。例如，在此之前，中日两国相持不下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希望按外汇储备规模决定出资规模，而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则坚持应按GDP总量来计算。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各占32%的同等出资规模。至于韩国和多数东盟国家，虽在本次危机中都曾一度面临外汇储备不足的窘境，但也都表达了强烈的出资意愿。这一幕，令人联想起了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与美欧等围绕IMF投票权和SDR分配展开的竞逐。
现在可以预见的是，由谁来管理区域储备库，以及这个管理中心放在哪里，将成为各方下一步争夺的焦点。从东盟角度来看，已经有了亚洲开发银行总部，不在乎再多一个亚洲版的IMF总部；而中、日、韩出于增强本国对东亚地区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乃至促进本国金融中心发展等种种考虑，自然也希望将其总部放在本国境内。韩国媒体正呼吁本国政府行动起来，争取先下手为强。因此，中国也应当积极展开游说，争取将储备库的管理中心放在上海，这既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中国外汇资产的安全，又能有力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届时，随着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其外溢效用还将不断扩大。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