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军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对《纽约时报杂志》说：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金融类企业利润占整个美国公司利润比重过于庞大的状况是个错误，应该改变。华尔街虽然仍然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将不再会成为美国经济 “半壁江山”。
2007年，美国金融服务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创造了纪录高点的2006及2007年份中，金融服务超过能源业，成为对每股收益贡献最大的行业，其比重为17.9％。在过去10年中，金融企业每年对总体每股收益的贡献最多可达30％。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则从1950年占其GDP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十多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
其实，在这300万亿的美元资产里，很大部分是债务，自有资本量很小，不可避免，杠杆率非常高。从虚拟资产来看，有大量金融衍生品已经不再为实体经济服务了，而是为虚拟经济服务的，是对原生金融资产的资金再配置功能。这个世界金融体系里面有大量虚拟的纸面上的财富，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它的表现就变成了流通性过剩，虚拟资产过多，大量积累起泡沫。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可以说，奥巴马的这番谈话，直接戳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金融体系的运作机制和管理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就曾说过，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致使监管松弛，并进而导致了危机。该法案允许创建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于一身的庞大金融超市，这种做法自大萧条时期以来一直是禁止的。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限制了商业银行而有利于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商所收取的巨额承销费与佣金一向都是商业银行眼红的利润，而且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商业银行的一流客户信用达到了投资级别的可以直接到证券市场融资，其发行的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足以取代商业银行的贷款。甚至连二三流客户也可以上市发行“垃圾债券”，以至于商业银行无处发放信贷而使得其资产业务急剧萎缩。再者，一旦银行的储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家庭储蓄也将逃离银行，直接流入证券市场。
在泡沫膨胀时期，像高盛、JP摩根和花旗金融巨鳄有着信息优势，尽管他们都已经从投资银行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可是都受益于固定收益、外汇以及大宗商品交易等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而非正常的商业信贷业务，所以越来越复杂及庞大衍生性金融商品就是超额利润，这进一步诱使金融机构以巨额奖金奖励投机性的短期业绩，这更让银行原本应该多元的业务产生严重的扭曲，甚至将其他业务也作为投机性业务的附庸。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性问题，这种为追求超额利润开发出来的金融商品，在泡沫破裂时，原本的投资者或是最初的债务人，是承担最多损失的人，但积累却早被金融从业人员以高额奖金提领入袋。
正是政府为储蓄人和银行股东，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股东提供保护机制这样一种类似担保的方式，为爆发巨大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样一种机制，使危机成本从受保护的银行及其股东转移到政府及其纳税人之上。如果纳税人能在这些华尔街金融巨鳄疯狂敛财之时有所获利也不为过，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完全接管这些金融机构，将其股东私人利润国有化。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银行损失社会化，而其利润私有化的运作模式。
说到底，产业经济是提高人们福利的基础，金融经济规模当与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相匹配，所以很有必要区分生产性收益和非生产性收益，藉此思考华尔街在虚拟经济中创造的金融符号到底具有多少实际价值。当然，还不得不思考中央银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当世人在批判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是全球泡沫的始作俑者时，有多少货币供给是用在实体经济部门，有多少货币乘数是由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炮制出来的呢？而究竟有多少美国金融寡头企业会在这场金融灾难面前倒下，美国政府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和付出多大成本来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体系，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能使美国银行业恢复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这一切都是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需要解决的急迫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金融研究部专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