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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宏观经济均衡管理”研究引起国家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据说也是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低调的他一直致力于金融生态、宏观经济均衡管理的研究，早在2007年由徐诺金任组长的“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研究课题组”就提出，中国经济失衡深层次的原因是投资率与储蓄率的拉大，在消费不振背景下，扩大投资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本报记者 吴芳兰
“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放在国外的。”徐诺金一开始就这样阐明观点：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真正原因在于，外贸依存度太高，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但国际上也没有这样大市场可能容纳中国这样大的生产能力。
近日，徐诺金将“宏观经济均衡管理”理论相关研究集结成集，即将出版《回归恒等式》一书。
学者银行家
学术一直是徐诺金的挚爱，但事实上，他仍然是一位忙碌的银行家。
“工作经历一直跨度很大。”徐诺金说。的确，他的职务和工作地点一直在不断变化，1995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作；组建大局银行后，1999年又被调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任办公室主任；2001年4月调任位于广西的中国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支行任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梧州市中心支局局长，当时年仅37岁，是人民银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支行行长之一。
仅一年多之后，2002年7月，徐诺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任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莞市中心支局局长。”东莞的工作经历让我对中国外向型经济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其遇到的问题十分复杂，与传统的金融理念有不一样的认识。”徐诺金说。
广东东莞市制造业发达，是世界著名的加工基地。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东莞经济发展起步于“三来一补”，曾诞生我国首家对外来料加工企业，创新出“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鼎盛时期“东莞塞车、全球缺货”，描述的是东莞在全球电脑制造业拥有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东莞还是全球知名的玩具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占据中国甚至全球半壁江山。
2003年徐诺金再次调回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任副行长，当时徐诺金不满40岁。
广东一直是金融业的老大哥。截至2006年底，广东省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4326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5935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额的12%和11%，居全国首位。
不过，广东也曾背负过沉重的金融欠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广东金融饱尝苦果。最大的两家省级金融机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粤海集团分别破产和重组，恩平等地农信社和全省城信社亦遭受巨大亏损。为化解危机，十年来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已付出了约1000亿元的代价。
人行广州分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危机使全省150家城信社、4家财务公司、29家信托投资机构陷入停业整顿；加上其他各类受波及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需要进行处置的中小金融机构多达1005家。
广东工作的经历让徐诺金对一些基础问题有了进一步思考的冲动：什么是金融？金融只是一种融资活动吗？银行职能经营存贷款业务吗？银行、证券、保险必须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吗？“所有这些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徘徊，并且随着我参与实际工作和决策的程度越深，越感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和准确回答的必要。”
徐诺金说，这些基本苦于知识积累的不足，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直到2004年12月周小川行长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题为《完善法律制度，改善金融生态》的文章以及他对金融生态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提供了解开上述问题的钥匙。于是，2006年他的专著《金融生态论》出版，对传统的金融理念提出了挑战。
毫无疑问，徐诺金常年在最发达地区银行系统的工作经历，不仅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更让他的研究更偏重于金融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如货币政策、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等的研究。同时使得它的研究极具现实指导意义，更注重解决之道。
平衡 对内还是对外
然而，让徐诺金倾注更多心力的无疑是中国经济遭遇的深层次问题。
许诺金在广东的工作经历，以及曾负责过地方外汇管理，使得徐诺金对贸易顺差激增所带来的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2007年开始，一系列问题正在暴露，国内货币供应压力增大，数据显示，外汇占款而创造的货币信用占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比率已从1993年的11.3%上升至2007年5月的70.3%，给资产价格和商品市场造成压力。此外，人民币升值压力，曾一度让众多企业放弃出口，国际贸易争端逐年增多，国内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等问题出现。
徐诺金认为，我国依赖外部需求平衡内部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接近自己的极限。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跳开问题研究问题，必须寻找宏观经济面临的深层次根源。正是投资率与储蓄率缺口的扩大，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依赖型道路，导致了外贸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外部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内部失衡。
他指出，对一个开放经济体而言，经济运行的基本等式是S－I=X－M（S是储蓄，I是投资，X是出口，M是进口）。在这个公式里，S是提前变量，我们可以调节的是后三个变量，而平衡储蓄的方法实际上只有对内对外两种，一种是通过扩大出口的办法来消化吸收储蓄；一种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的办法来消化转移储蓄，缓解外部失衡的压力。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的是外部平衡的方法，即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使国内储蓄资源用于国际市场生产，获得经济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内需驱动型变为外需驱动型。
因此，从1993年以来，我国进出口顺差不断扩大，到2007年6月，顺差额已从1993年的－122.2亿美元扩大到1125亿美元，出口总值占GDP之比已从1993年的14.96%上升到2006年的36.25%。
到了2007年，这种主要通过外部实现平衡的方法已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许多棘手问题。此前为了解决平衡经济，2003年左右，一些主流观点认为投资率过高导致出口过度，其逻辑是：投资过高→生产能力过剩→被迫出口形成顺差→外汇收入增加→引发过多的货币投放（即流动性过剩）。
按照这种政策主张已经出台了许多的政策措施，但实际经济的运行结果却出乎政策预料，投资尽管下来了，但出口不降反升；汇率改革实施了，但人民币预期不降反升，且外汇储备越积越大。
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在200亿—300亿美元的规模，2005年激增至1020亿美元，2006年达1775亿美元。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2006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0663亿美元。
另一方面，国内投资被抑制，内部失衡加剧。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的投资率为36.5%，储蓄率为38.6%，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缺口为2.1%，但到了2007年，投资率上升至42.1%，储蓄率上升至51%，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缺口为8.9%。
对此，徐诺金有着自己的看法。2007年上半年，由徐诺金担任组长的“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研究课题组”，就开始着手研究高储蓄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平衡方法，指出从宏观经济的均衡来看，储蓄率与投资率缺口扩大是近几年来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扩大投资
如何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徐诺金和课题组开出了另一剂药方，明确提出高投资是现阶段平衡高储蓄的唯一选择。
徐诺金认为，根源在于投资不足，使得国内投资率与储蓄率缺口的扩大，才导致了外贸顺差过大和外汇储蓄过多。
当时，课题组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在依赖出口平衡国内储蓄的方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平衡方法已经不多，由于消费受收入分配机构的制约难以短期内调节，加之消费和储蓄都是自愿性的，不含有强制因素，且在工业化的初期，储蓄率上升是一个基本规律，我国也难以避免，因此，平衡储蓄的方法只剩下投资一条，而除了走与储蓄规模相适应的投资之路，我国的宏观经济很难步入平衡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资料计算，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到71%。按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4年第二季度平均计算，估计资产投资增加1亿元人民币，可以引起GDP增加0.6635亿人民币。
徐诺金多次向相关部门领导汇报，强调目前惟有用扩大投资来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平衡的解决之道。他认为，高投资一方面可以带动进口增加，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就业增加，是当前我国走出固定资产投资、货币信用投放、国际收支顺差怪圈的唯一出路，也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长期选择。
此外，徐诺金还认为，银行信贷在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09年初对金融机构的调查显示，企业提前还款骤然增加，市场信贷需求下降，有效信贷需求更显不足，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新增存款定期化。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国经济将会进一步陷入困境。”徐诺金说，他指出，在目前背景下，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和地方政府控股的银行，更应该充分认识到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在有效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后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新增人民币贷款约4.58万亿元，几乎达到了2008年全年4.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单是3月份银行新增贷款就高达1.89万亿元。
在徐诺金看来，运用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使银行体系的闲置资金有效地转化为国内地投资和消费，从而达到宏观经济内外部平衡，这不仅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需求，更是促进我国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平衡的需要。
重点投向城镇化
目前，对于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一些学者表示担心，认为投资拉动会延续过去模式，造成通货膨胀，影响投资效率，并造成供给过剩等问题。对此，徐诺金认为，这是目前较为正统的观点，“但我不认可这一看法，一个根本的问题还是要从理论上把扩大投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说清楚，将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弄明白，外部冲击仅仅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多年在广东工作的经历，让徐诺金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源自内部，指望外部世界成为自己生产能力的消化地、指望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可持续的。
既然扩大投资是一举多得，且目前唯一的选择，那么如何投资、重点投向哪里？徐诺金认为，我国尚未进入鼓励资本流出阶段，应该围绕城镇化进行投资，推进城镇化进程要提升至国家战略。
徐诺金说，以东莞为例，常住人口100多万人，但流动人口达到1000多万人，按说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应该有大城市气魄，但东莞却难以变成一个大城市，难以形成中产阶级，这是为什么？因为10个人中只有1个人纳入当地政府的服务与管理，另外的9个人虽然为东莞创造财富，但却不是政府服务的对象。
这就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农民工不能转为产业工人，难以到城市定居，子女难以享受到教育，社会保障滞后等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致使社会断层，治安、流动人口管理成为管理难题。
徐诺金认为，必须改变城乡二元格局，尽快尽力完善城市统一的各项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涵盖农民工子女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贫困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可能是导致我国当前消费水平上不去、城市政府部门有钱就热衷于上项目、搞基建等投资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试图提高消费率，但实际上我国的消费率却从1989年的64.1%下降到2006年的50%。其中城乡消费失衡是主要因素，2005年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58%，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4.8%，但消费只占15%，其比重从1998年（22%）以来逐年下降，消费的下降意味着储蓄的增加，储蓄的增加必须要求投资或出口跟上，如果出口受限，只能选择增加投资，除此别无他途。
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但城镇化水平却只有相当于GDP800美元的水平。徐诺金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源于我国现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位，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衡，财政税收第二次调解职能尚未完全到位，城乡二元格局导致了农民工“无国民身份”的体制性制度性现实。
“投资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投资引导到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最需要的项目和领域中去。”徐诺金说。